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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琪的博客

诗有神,万物有灵。

 
 
 

日志

 
 

成为优秀女诗人的必由之路  

2012-03-29 13:10:43|  分类: 人访安琪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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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优秀女诗人的必由之路

         20121月,贵阳/北京,提问:代雨映;回答:安琪)

 

 

代雨映:安琪老师您好,我看到您在博客上整理出了自己的2011年诗选,您每年都整理吗?您如何看待自己今年的创作?

安琪:年年岁末,年年见众多诗人做盘点,有时也会手痒凑个热闹。对2011年我本来是不满意的,一直不在状态,尤其10月至今一首未写,起初焦虑,继之漠然,体现了自我要求的退减。前天读到陈仲义老师在第二届八闽民间诗会的发言,谈到天才诗人的几个要素,有一条是“一生有三到四次井喷期”,陈老师并且认为,“要适当控制写作数量”。我虽非天才,想想自己,1994──1995以《干蚂蚁》《未完成》《节律》等几首长诗为标志,算第一次爆发;1999──2000,《任性》《九寨沟》《轮回碑》等百余首长诗的写作算第二次;2003年到北京后,创作转入短诗,期间《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赌徒》《给外婆》等大量短诗的出手算第三次吧。第四次会不会出现,何时出现,我自己心中无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2010年开始,我进入了休渔期,创作的冲动,语言的感觉日减,说起来到北京也8年了,在生活的波峰浪谷里起伏打转,疲于应对的多,潜心阅读的少,是该补充知识积累能量了。回望2011年诗作,比较满意的有这么几首:《每个渔人都有一件腥味的衣裳》《与三棵树说生死》《秋风将花光秋天的金币》《青海诗章》《小豹世界》《悲欣交集》。它们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安慰之道,更是一种寻找生命意义的方法”(吴子林语),也就是,通过这些诗的写作,我在经验性生活中的困惑得到了超验性的解脱,内心的纠结与对立在诗歌中找到出口,人也因此得到健康发展。到北京后,我越来越认同“诗歌首先是自己的需要”的观点,诗歌确实是自己的宗教。在衣食无忧的福建,我曾赋予诗歌较为浓烈的时代使命,也经常在诗歌中体现一些社会性的思想。

 

代雨映:这倒是第一次听说,能举例吗?

安琪:细读过我2002年自印长诗集《任性》的诗评家向卫国教授在《目击道存──安琪诗论》一文中指出了与我的诗歌对接的现场可分为两种性质:社会、历史、生活现场和文学/诗歌现场。《轮回碑》的第二十八章我先让你抵消(关于一个好位置的流血案件)”写的就是发生在许多省份的官场竞争引发的谋杀案,《星期日》一诗“民族如何退化/几千年只剩显而易见的细节:吃人,愚昧/把自己开除出人类”等句则直接表达了欠缺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必将面临智力的不断退化而导致的不断愚昧。《九寨沟》则有“一个国家的军火在另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另一个国家流离失所”,反思了北约轰炸南联盟后给战争双方的人民带来的身心痛苦。诸如此类的句子在《纸空气》《巫(屋)》等诗里随处可以找到。也许因为年轻,青春热血使然,那时真的特别愤懑,情绪总是处于临界爆发点。当然,如前所述的衣食无忧也很重要,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出身贵族,清末民初的爱国志士更是大量出身名门的青年才俊。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看了许多相关电视剧或纪录片,总是被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所打动,如果没有良好的家庭提供他们受教育的条件,他们就不会率先睁开眼,也就不会有他们青春躯体的悲壮奉献。对这种奉献的景仰在2011年我断续读完的两本书中遭到了颠覆性的质疑,一本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一本是赵思运的《何其芳的人格解码》龙应台的著作以1949年为分界,叙述了国民党溃败台湾后老兵们的生离死别,他们几乎没有回到大陆的可能,而在台湾的一切又必须从头开始。在对诸多老兵的采访中,龙应台听到最多的是,老兵们没有抱怨,而是经常拿战争中死去的战友来比照自己活着的人生,而感到庆幸万分。龙应台得出的结论是:每个个体生命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引申开来,为所谓的国争、党争而捐出自己的生命,究竟有无价值,值得探讨。赵思运的《何其芳的人格解码》以何其芳为典型个案,分析了像何其芳这样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一生的悲欢都与一个时代捆绑在一起,而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意识,这样的人生又究竟值不值的问题。

今年我已到不惑,对一些问题做重新思考也许很有必要,姑且借此题写出,以请教诸同道。

 

代雨映:您是1969年出生,据我所知,很多70后诗人都习惯称您安琪姐姐,为什么?

安琪:说到这个我就想起201110月,在首师大召开了第八位驻校诗人徐俊国的入驻仪式,徐俊国一看到我就很自然地叫了一声“安琪姐姐”,引得霍俊明博士打趣他“这么亲啊”,当时我对霍俊明说,你是新70后,不知道老70后们都是这么叫我的。说起来得回到《诗歌与人》2000年刚创刊时做的两期70后诗人专刊。做第一期时黄礼孩书信邀请各省诗人推荐该省70后,我应邀推荐福建,这就先和70后结下感情,刊物出来后黄礼孩又邀请大家为第一期70后诗人大展写文章,我虽然理论不在行,出于对新生力量的支持,写了一篇《他们制造了自己的时代——诗歌运动在中国70年代人身上》,后被黄礼孩作为《诗歌与人》第二辑70后诗人大展的序言,放在了卷首,还辅之以照片简介。一下子我和70后的距离就拉近了,陆续便有70后诗人在网络和文章中呼我“安琪姐姐”,我比70后大1岁,当姐姐似也不算倚老卖老,实际上要没代际划分,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应该是一代人,他们成长背景和学习经历大体接近。

 

代雨映:说到代际划分,我们自然能想起“中间代”,这几年比较少听到这个词汇了,我看今年几个版本的“新世纪10年大事”,除了谭五昌博士版有写到中间代,其他的我尚未看到,您看到了吗?

安琪:谭五昌博士一直在诗歌现场,也一直敏锐地保持他的观察力和公信力,他对中间代的提及应该说是客观严谨的。新世纪10年,因为中间代的提出,使出生于1960年代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参加1986——1988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代人浮出水面,这是“历史的车轮不允许断裂”(克罗齐语)的警示,也是诗歌之神对一代人的光照。在已有第三代并且70后又已获得确认的情况下,中间代的提出就是不得已而为之了。关于中间代,南开大学邵波博士(导师罗振亚教授)的学位论文将会用20余万字篇幅给予立体、生动、丰富、学理的阐述,当我获悉众多优秀中间代诗人将在这部专著中得到他们应有的肯定和评价时,我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代雨映:我看到湛江师范学院《中国当代文学专题教程》为中间代开列专节了,也许还有其他大学教材也写到?

安琪:湛江版的我读到了,感谢赵金钟、熊家良、张德明三位主编、教授的远见卓识和对诗歌史的还原与尊重,其他高校的教材确实也有写到,恕我不一一列举,因为中间代,我被骂得狗血淋头,沉默了这几年总算被“臭骂”渐渐遗忘,要继续沉默为好。相比于第三代的“运动”情结和70后的商业意识,中间代人是最为沉潜的一代,也是最不声张的一代,但恰恰这一概念背负最多炒作的骂名,这真是历史的悖论。

 

代雨映:我在网上随便搜索“女性主义”,你的《女性主义者是孤独的》就从新华网、腾讯网蹦出来,能一句话说说你的女性主义观吗?

安琪:站在女性关怀立场,从女性自身需要出发,同情女性,为女性说话,为女性发出吁请,就是女性主义者。——这是我的一句话。

人们总是把女性主义者当成悍妇的代名词,好像时时刻刻要控制别人、强迫别人,我心目中的女性主义者不是这样的,她应该是善解人意的,讲道理的,善良的,她有立场而不蛮横,有事业追求而不企图不劳而获,女性主义者应是完美女人的代名词。我在《女性主义者是孤独的》一文中强调了这么一个观点:女性还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成为另一个女性的压迫者,从古至今,女性所受的压迫除了来自社会和男性,还有来自女性自身,比如婆媳关系就是很典型的社会问题在家庭中的反映,克服女性自身的狭隘,确实需要女性的自我提醒。——基此,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狭隘,胸怀要宽广些,再宽广些。一个人胸怀敞开的程度恰好和她接纳世界之广阔的程度成正比。

 

代雨映:说到这里,我想起您20046月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关于世纪之交的女性诗歌的对话,您指出“女性诗歌仍然处于被看的地位”,为什么女性诗歌会仍然处于被看的地位?

安琪:一种观点认为,艺术是阴性的。所以,好的女性艺术家天生如此,因为阴性的艺术契合她们的本质。而出色的男性艺术家,总不可避免具有一些阴性的气质,他们或疾病缠身多思多虑如普鲁斯特,或感性易怒易冲动如普希金,或内心丰富情感细腻如曹雪芹,等等,均可证明艺术的阴性气质绝非空穴来风。回到诗歌,我们发现,伍尔芙有一句表述如此中肯的切入诗歌的命脉,她说,人类原始的冲动是向着诗歌的方向的。而生理学也告诉我们,女性较男性更具备人类原始的冲动。如此看来,是不是诗歌的优秀者都由女性包揽了呢?事实当然并不如此,事实却是,优秀女性诗人在中国当下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诗人。这一方面是在以男权为主的人类发展史上,女性介入各种事物的机遇相对来得稀少,诗歌写作虽然是一件个体的行为,但它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却因为女性在承担生存使命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家庭的事务付出劳力,写作的时间被大幅度削减乃至于零,造成的后果就是,诗歌队伍中的女性身影比男性来得单薄,数的不足先天地决定了她们质的比例的不足。另一方面,女性对自身在写作上乃至生命状态上的低要求或者零碎而没有终极目的性,使她们更愿意充当生命链条中的某个环节而非新链条的建设者,体现在写作上即为,继承的愿望大于建设的愿望。倘若伍尔芙关于“人类的原始冲动是向着诗歌的方向”之论断正确,而“女性较男性更具备人类原始冲动”的见解也所言非虚的话,那我们只能说,女性的原始冲动更多指向生理而非心理更非创作,这有点遗憾。

而每年三月份某些刊物为女诗人开辟的专号在男性是一种窥视愿望的满足,在女性,则是展览愿望的实现,二者的合谋使女性诗歌有着虚假的花枝招展的丰盛。但从女性写作的持久性和创造性来看,这个丰盛无非就是花朵绽放的丰盛,一旦落红遍地便萎落成泥了。

 

代雨映:提及女性诗歌,李少君、张德明命名的“新红颜写作”,您如何看待?

安琪:应该说我不认同这个命名,原因有三:1、借助博客时代(或网络时代)的力量涌现出的诗歌新人并非只有女性,如果要统计,一定男性更多;2、红颜这个词有把女性当成的对象的意思,包含着性别歧视;3、新红颜诗人相比前辈女诗人在诗写上并无什么突破之处,甚至还没超越前辈女诗人,因此发起人从写作角度对这些女诗人的赞美是夸大的。此前我没把如上看法亮出来是因为我觉得:1、每个人都有做事的权利和自由;2、任何一个概念哪怕再不成立客观上都推举出了一批诗人诗作;3、发起人李少君和张德明他们对诗歌事业确实秉持一片赤诚之心,没有理由对他们的行动泼冷水。之所以在今天谈到新红颜是因为前段时间在对新红颜命名的论争中出现了网友匿名大肆谩骂、攻击、侮辱女诗人的现象,同为女性,看了真有兔死狐悲之叹。将心比心,当我们以道德君子自居的时候是否该想想放任人性之恶的不道德。社会发展到今天,还对女性施加道德捆绑是不是很可笑?况且我认为女性是否回归家庭当贤妻良母本质上只与她老公、孩子有关,与别人无关。对被攻击最甚的女诗人我想说:没关系,这只是你们成为优秀女诗人的必由之路。如果说纷乱,对新红颜女诗人人身攻击的令人痛心之举才是。

 

代雨映:至今对您诗歌印象深刻的是您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这首诗歌是否是您的真实精神写照?您认为现实中的自己是不是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的呢?

安琪:《像杜拉斯一样生活》是我刚到北京在共和联动图书公司打工时的产物,我遵照老板张小波的旨意用一个月时间做出了一本书,期间的紧张、焦虑与压力一言难尽,但最终我完成了这个任务,书出来的那一瞬间我感到我在北京的生存有了保证,一时间悲欣交集,挥笔写了八首,时在2003年8月1日,其中一首就是《像杜拉斯一样生活》。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一首狂放的同时也是绝望的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可能吗,我曾经在一首诗中这么写过:杜拉斯,女人的梦游者和可能。其实我想说的是,杜拉斯更像女人的梦游者,她代替众多优秀的被躯体捆绑着的女性完成梦游般的任性理想。我幸运地拥有她的一道掌纹——直贯拇指,我知道杜拉斯就是用这道掌纹来写诗的。杜拉斯写诗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一生解释了什么叫诗。她用真性情的活着来完成一部名为《杜拉斯》的书,每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她的一生都是一部书,阅读名人传记我们将发现,但凡创造出不朽之作的很少有活得风调雨顺现世安稳的。

但我累了,我不能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在诗中我如此写到。

但我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段无限地接近杜拉斯它最终经由这样一首诗留下接近的痕迹,仅仅只是如此我就将感谢共和联动那教给我生存能力的半年。

杜拉斯只有一个,她无法复制!

 

代雨映:2002年底,您以33岁的年龄只身北上,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冒险?是否有激发您决策的某个契机?

安琪:呵呵,是很冒险,今天回想起来。如果说契机应该与我的某个同学突然身患重症有关。读沈从文自传《无从驯服的斑马》,说到他和两个同伴过河,一个被流弹打死,一个淹死,当时他想,如果被打死或淹死的不是他的同伴而是他,那他20多岁的人生就算终结了,这么一想,他就觉得应该去闯闯,既然生命只有一次,而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又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我看到我那同学患病后也做如是想,如果我是他,我也患重症并且治不好,我的一生不就只见识这么一点了吗?不行,我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活一下与父母辈不一样的人生。那时我已33岁,如果再不出来,就更不可能在40岁出发了。我是以辞职的方式上京的,真是破釜沉舟,自己也做好马革裹尸吧的准备。在北京无论多么困顿多么窘迫,我都能撑下来的唯一原因是,路是自己走的,没什么好说的。好在上天垂怜,日子还是过得下,心态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北京8年,经历的是小地方一辈子都想象不到的五味杂陈,自觉身心还是比较健康,性格也与福建时期没有太多改变。这一切应该得感谢我所在的中视经典工作室,感谢老巢和刘不伟给予我的宽厚环境。要没他们,可能我很早就崩溃了。2011年,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奇迹性的转变,多年前我曾写过“我的命不会带我到任何坏地方”,也曾写过“我的命会带我到任何好地方遇见任何人”,这一切如今得到了应验。感谢诗神!

 

代雨映:如果现在有人和您一样想辞职北上,您会支持和鼓励吗?

安琪:不鼓励了,如果她也是女性,也是33岁。犹如一切浮在面上的英雄都用他们的英雄事实告诉我们,艰难困苦是成就英雄的必要所以艰难不足惧,因为艰难后面总是成功。当我亲身经历才发现,那些不英雄的早已葬身艰难里而我们没听到他们的声音,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发出声音的机会。我们看到撒哈拉沙漠中的三毛插着青草代替鲜花和荷西登记结婚去了,却看不到更多流浪异地的人暴死于街头巷尾。2008年我用《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为题写了一组诗文,我真的感到我在过着一种连自己也无法复制的人生。每一步都有可能让我陷入绝境,但每一个绝境都在培养我的意志以便我绝处逢生。

 

代雨映:诗歌可教吗?我在一些新闻报道里看到您在一些高校开过诗歌讲座。

安琪:钱钟书先生曾经批评传统的“诗文评”多关注于“兴象风神”层面,即对作品的深层意义、韵味作反复涵咏和直觉感悟,以及将此幽微心理体验作诗意的传达,而“忽视造艺之本原”,极少对作品的“体格声调”层面作具体入微的批评。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派集大成者金圣叹就批判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观念,在他看来,高明的读者必须做到“观鸳鸯而知金针,读古今书而识其经营”。因此,他不仅要把绣出的鸳鸯给读者,还要将针线穿引的过程一一呈现。在我看来,诗歌在最高意义上是神秘的,不可言说的,但在打基础阶段它和修锅补鞋一样也需要高人点拨指导,方能有长足进展。201112月应邀赴湛江师范学院参加第六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抽空到人文学院做了一场诗歌讲座,其后回母校漳州师院也做了一场诗歌讲座,两次讲座都讲了两个半小时。诗人讲座好比临床经验丰富的大夫动手术,针对性更强,能直接就诗歌语言的运用说出为什么,比如在解释“长发的泪水”时我顺口说“你可以想象这就是洗发后的状态”,记得学生们都恍然大悟地笑了。比如讲到词性的活用和词汇的刷新时,我举例道,“喂”这个词我们通常拿来当语气助词,但当我写下“我拉着喂一起逛街”时,“喂”就变成名词了,能这样写吗,许多同学会疑惑,为什么不能这样写呢?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逛街时一路狂喊喂喂喂,那不就是拉着喂一起逛街?我相信两场讲座下来,至少会启发一部分同学打开写作思路,解开被教育捆绑的僵化的语言,迅速进入诗歌之门。强化诗歌语言训练或曰造句练习,是写作诗歌的第一步,这是我强调的。至于高僧后再去说家常话,那也必须是高僧以后。原来我对讲座是很怯场和不自信的,总认为我不擅长此“道”,多亏吴子林博士一直鼓励,我才敢开口。吴博士是坚信并且自己也身体力行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青年学者,我会在今后继续向他多加学习。

 

代雨映:随着网络写作时代的来临,许多诗人纷纷在网上博客帖自己写的诗歌,您如何看待网络诗歌写作?

安琪:网络只是提供发表交流的渠道,没有网络诗歌写作这种说法就像没有钢笔诗歌写作一样。网络对新人非常有利,他们可以迅速地学到诗歌的记忆,可以迅速地让自己的作品被阅读到,回想纸版本时代,一个诗人从写作到被认识,是多么漫长啊。

 

代雨映:您来过贵州吗?对贵州有什么想说的?

安琪:没去过贵州,但对这片风光绮丽、风情无限的神秘之地很是向往。贵州因为《山花》杂志的存在而有了先锋的品质保证。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向何锐老师表达深切的感谢,从1995年开始,我几乎年年都在《山花》杂志发表诗作,那首长达四百多行的《纸空气》在寄出去三个月就获得全文发表,对我当年的长诗写作有很大的鼓舞。我曾在《好编辑只和你的好作品发生关系——记<福建文学>编辑郭志杰老师》一文中如此写到,“有时候你藏着对一个人的感谢却不知如何表达那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更痛苦的是你不知如何表达的原因并非你不会表达而是那个人根本没给你表达的可能,他只是在做他自认为的分内之事,从来也不希冀你的感谢,因为这个‘不希冀’,他和任何人的往来便完全是‘相忘于江湖’的洒脱和超然。”这句话用在何锐老师身上同样合适。这么多年我投稿何锐老师从来就是直接把作品寄过去,一句话也没写,但内心深存对何锐老师的敬意。

 

本文刊于《山花》20123月诗人面对面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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