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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琪的博客

诗有神,万物有灵。

 
 
 

日志

 
 

王西平诗人诗生活系列访谈之安琪篇(上)  

2010-08-30 11:17:00|  分类: 人访安琪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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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

 

提问:王西平,1980年生,诗人,记者,《核》诗歌主编。

回答:安琪,本名黄江嫔,19692月出生,中间代诗人。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主编有《中间代诗全集》(与远村、黄礼孩合作,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参与编撰《大学语文》教材。现居北京。

 

【遥想与记忆】

 

王西平:美国著名科普作家史蒂夫·奥尔森曾说过:“我敢打赌,只要再在谱系方面下点功夫,我就一定能再和某个王室攀上亲戚。”最近你在漳州举办了个人寻根会,是不是如史蒂夫·奥尔森所言,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说说这次“寻根”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安琪:你所引用的奥尔森的话不禁使我想起同样出自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Stanley Milgram1967年提出的著名的“六度分隔”理论,该理论简单说就是“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六度分隔”随着通讯工具和互联网的普及应该已经变作“三度分隔”了吧——认识一个陌生人只需通过三个人就够了。这个理论说明了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优化人际关系的一个合理链条,这链条能够带你到许多遥远的乃至梦幻般的人/事场域。中国人依托姓氏攀上某个王室亲戚则典型属于“一度分隔”,只要同姓便有“一家人”的自我期许,至于王室亲戚认不认就另当别论。20108月我回了一趟老家,父亲带我到“江夏黄氏源流研究会”去拜访诸位同宗前贤其理由在于此前的7月,研究会领导班子因为读到《闽南日报》为我做的专版后发现,这个安琪本姓黄,于是联系到我父母处,遂约好以后见个面。那天我本以为就是家常聊天,不料到研究会后发现班子成员都来了,并很隆重地通报了工作情况。我既感动又惭愧,很希望今后能为黄氏研究会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所谓的寻根其实就是每个人内在的“身份认同”诉求,这是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乃至世界的一种认同。我们都知道的现代人面对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寻根”可以作为解决的方式之一。如果要具体到个人目的我必须说,“认祖归宗”在我更多的是回报父母的一种夹杂着愧疚的报恩之举,我因为离乡背井一切从零开始,已不能给父母经济上的任何反哺了(不要成为他们的包袱是我对自己的最低要求),所能做的无非也只能是精神上的慰藉,被黄氏研究会作为有成就的人纳入研究谱系算是我对父母的一种交代,细想无非虚名但如果连这个“虚”都没有的话,我又该如何的罪不可赦!这次寻根所获得的大量资料让我获悉,在漳州,黄氏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值得我敬仰,经由工作汇报我才知道,我们这一支黄姓来源于莆田,并不是唐朝时跟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平闽大军南下的,但追溯源头我们也是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原来我一直以为所有漳州姓氏都来自陈元光这支队伍)。借此机会请允许我感谢那天专程前来和我见面的各位黄氏前贤,他们是:黄东明、黄剑岚、黄清冷、黄阿仪、黄昌、黄长秋,还有摄影家谢老师。

 

王西平:在你的不少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外公外婆,是不是小时候跟他们走的近,为什么从来看不到自己的爷爷奶奶的影子呢?从他们这一代人身上你学到了什么?他们的哪些品质有助于塑造你的诗人形象?

安琪:每个人的家族记忆中“外婆情结”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章,高尔基《童年》一书中写到了外祖母对他性格的塑造,《格林童话》中“小红帽”去看的是“外婆”,《红楼梦》里林黛玉寄人篱下寄的也是外祖母家,为什么是“外婆”而非“奶奶”我思索了一下觉得应从婆媳关系倒推回来,婆媳之不睦近乎天敌总不如丈母娘和女婿“越看越欢喜”的关系,于是,母亲让自己的母亲带孩子总比让婆婆带孩子来得自在,“外婆情结”就这样形成了。据母亲说,外婆曾完整地带过我和妹妹一年,而我能回想起来的最早的记忆之一便是被宽大的布片包捆在外婆背上在食堂看她淘米做饭,外婆当时是家属工。而外公则是菜市场的出纳,他是我和妹妹每次到石码第一个扑向的怀抱。

外婆外公住在龙海县石码镇,我们家则住在漳州市,从漳州到石码要乘一小时的汽车。当我们上小学时,寒暑假到石码依然是我和妹妹的最爱,那时外婆已不在食堂工作而是自己置备了卖小食品的手推车,我们便以帮助外婆卖东西为名实施吃东西之实。瘦小的外婆一个人推动庞大手推车到公园的路上,我们就跟在她的屁股后面手上偶尔提个小桶。我喜欢和外婆站在手推车边一站一整天的感觉,顾客来了又散,有时和外婆拉拉家常,外婆很乐观,总是用着大嗓门招呼过往客人。在我的记忆中外婆从没有抱怨过生活,她是那么劳累(多年后我写到“这一生你用这双手/撑起一家十口人的吃和住),她又那么安于劳累。外婆这一生除了漳州,什么地方都没去。20065月外公去世时我回家奔丧,外婆早已中风十年躺在床上,身子越发干瘦弱小,她的脑子非常清醒,她知道外公去世了但她已无力爬起来,我们轮流到外婆的房间看她,一边是外公的死,一边是外婆的病,大家都哭得不行,我紧紧握着外婆的手外婆说:你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外婆又继续宽慰我:别哭,别哭,连毛主席孙中山也要死。这句话本是常理但由重病在身的外婆说起来竟有一种心酸而残忍的通透——死亡把毛主席孙中山和名为江锦锥的外公和名为苏碧贞的外婆还原到不加任何定语的本身,死亡多么公正啊。

半年后外婆去世。

外公外婆一辈子的生死都在石码小镇完成,他们几乎没看到过外面的世界,他们似乎只为传承下我们而活过这一生,生命如果只为传承的话那多一个我少一个我有什么区别?在我这一辈已有妹妹和表弟表妹,我为何不给自己做个实验——不像外公外婆一样生活会怎么样?当外公外婆去世后我模糊看到自己离开漳州的选择有它值得原谅的理由。外婆,我不想像你那样过。

我奶奶和外婆几乎就是邻居,两家隔着一条窄窄的街道(石码镇解北街),可以互相招呼。我和妹妹称呼奶奶为“对面奶奶”,可见我们是以外婆为主体的。因为我长得和父亲很像,奶奶因此特别喜欢我,每次总会多塞几毛钱给我并且嘱我不要告诉妹妹。我猜奶奶没有带孩子的经验而我们也没有被她带过。每次我们去奶奶家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墙壁上列祖列宗双手合十拜拜求平安,之后和奶奶聊几句后就跑回外婆家。1987年奶奶去世时我读大一,而爷爷早在父亲3岁时就去世,我从未见过他但墙上爷爷大约30岁左右的照片让我一眼就辨认出来——黄氏典型的小眼睛一览无遗地展现在那里。

无论外婆这边还是奶奶那边,类似其他作家笔下所描述的童年的启蒙教育诸如念儿歌讲故事等,在我都是缺失,不知不觉的我们也就长大了。我之热爱文学应该是父亲母亲的遗传吧——母亲初考的作文成绩全石码第一,父亲则在部队就已有作品发表于《解放军报》。至于父亲母亲是否遗传了奶奶和外公外婆我们都不得而知——时代没有给奶奶和外公外婆表现文学才华的机会,他们,基本都是文盲(只外公读过私塾)。

 

王西平:说说你的诗歌启蒙,哪些人或事对你最初的诗歌创作起到了奠定性的作用?大学期间你是如何进行诗歌创作的?

安琪:19868月我考进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正逢席慕蓉诗歌风行时,她薄薄的蓝封皮的《七里香》《无怨的青春》也是我最初的诗歌读物,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愁在席诗的诱发下强说出来于今便有幼稚可笑的况味,那一时期我的所谓诗作大抵通过杨亚伟同学流畅感伤的钢板字迹油印在班刊《星贝》上,自然早就不在我的文本记忆中。此番回乡大学同学聚会,大家纷纷表示手头尚有我以前的诗作预备届时出我的丑。

1989年、1990年和1991年我也曾如同当时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报名《诗刊》社刊授学院,老师分别是朱先树、王燕生和邹静之。19894月因为一首《与韩信语》得到朱先树老师的器重,赴京参加了改稿会,但总体上那时的写作还是属于较为传统的大众化写作。

1992年漳州诗人道辉北漂若干时日后回乡,和漳州文联《南方》杂志合作编选《中国当代爱情诗鉴赏》,漳州本地的诗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在一起触动和交流,不知不觉,一个小圈子形成了,核心人物自然是道辉。这一个个性顽强的诗歌狂热分子,用他从北京学得的诗歌教义改变着靠近他的人的生命流向和思维走势,并进而改变了他们的语言方式和写作模式,其中尤以最先接近他的我为最(我当时应《南方》杂志主编杨西北先生的邀请担任此《鉴赏》的编委)。

漳州这路诗风事实上就是对语言的变革,采用的模式就像练《葵花宝典》,先自我破坏,把原来接受的一切教育无论生活的道德的全部打碎,从思想上行动上颠覆既有的概念后产生的文字自然跟着破碎而凌乱,这种全新的创作方法流泻出来的文本使作者自己看着都觉得陌生而惊奇。那时候,大家比赛着折磨语言——让词语和词语之间,按照修辞移情、意念贯通等等方式全新组合,越离奇越好。时隔多年我发现,这是一段必要的语言训练,就像练武功的人必须接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一样,过了这个槛才算入了诗歌的门。

这一阶段的作品结集为《歌,水上红月》(1993年,讯通版),按陈仲义教授的说法是我诗歌的“描红时期”,今天看来自然还是幼稚可笑,但已经使我站在现代诗歌写作的起跑线上了。

 

王西平:你恐怕是写长诗写得最多的中国诗人了。从《干蚂蚁》《节律》《未完成》《事故》《任性》,到《纸空气》《轮回碑》《神经碑》《灵魂碑》《九寨沟》《张家界》以及《庞德,或诗的肋骨》《出场》《武夷三日》《野山寨》等,仅仅在福建时期就完成了一百多首长诗,在这些诗中,你能拎出你的创作之“最”吗?比如花费时间最多的长诗,创作速度最快的长诗,最有故事背景的长诗如此等等。

安琪:1999——2001是我长诗创作的疯狂爆发期,隔几天就能写一首,迄今我的写作还是状态型而非构思型——只有在状态中,诗歌语言才能如此大胆如此肆无忌惮。而依凭状态写作也使我的诗歌更多听由天命而非人为,这是状态写作的问题。因为状态,无论多长的诗我都得一气呵成,气一断,诗也就终结了。《任性》就是如此,当我写完“你一辈子都是在打诗歌的天下时”已经很疲倦了,就先去休息预备第二天接下去,结果怎么接都没感觉,这句话于是突兀地孤零零地悬挂在那里,成为我生命中的谶语之一。

我的每一首长诗都有它的来历它背后站着的某人某事成为我阅读这些诗作时温暖的回忆,正是他们,成为我写作每首长诗的入口,他们在诗中若隐若现的身形衔接起我生命中不同时日的欢喜悲凉,也使今日的我得以籍此辨认出形容各异的一个个往昔的我——她们,在诗中复活了。

2010年,70后诗人海啸主编的《百年中国长诗经典》由中国画报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书以作者出生年龄为序,囊括了自五四运动新诗发端直到上世纪80年代出生诗人的代表性长诗20首,我的《轮回碑》忝列其中,这是我长诗写作迄今得到的最高礼遇和最大承认,我感到欣慰。

我从来不相信生活的真实而只认文字的真实!我说过并且会继续说:未经文字记录的人生不值一过。

 

王西平:请说出至少三名对你成长、成才影响较大的女性,并说明理由。

安琪:母亲江秀华,她身上冲动、偏执、妄想、激情和不可理喻的血液灌注在我身上成为我诗歌写作的本源生命力。

舒婷,近在咫尺的朦胧诗人她1995年撰写的《退役诗人说三道四》推举的五六位福建诗人其中就有一个我,她的推举对我们迅速被外界认识功不可没。

秋瑾,我相信她是我的某个前生。

 

 

【诗歌与观点】

 

王西平:依照你的初衷,中间代就是“捡漏”了,正是这次“捡漏”,却让你以及中间代“侧身”进入“历史”。那么,我的疑问是,“历史”就是这样进入的?它的形式与方法竟然与一场关于“捡漏”的策划有关。您认为如此夹杂“人为动机”的历史“公正”吗?其中有没有歪曲、捏造或随着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变化的成份?

安琪:“捡漏”并非我的初衷而中间代也并非被遗漏的一代,它只是一种提醒——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不仅仅只有参加两报大展而迅速获具第三代诗人身份的那拨人,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更多的是坚持独立本真写作,不参与任何诗歌运动的更大多数人。这个初衷基本达成,这就够了。

 

王西平:我非常赞同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观点,他认为“不能为不超过20年的历史进行总结,因为时间和记忆靠得如此之近,历史将不可避免地是政治而不是历史。”最近我读到你的一篇题为《中间代9年》的文章,中间代区区9年时间,就已经将其拔入历史的算盘,是不是操之过急呢?

安琪:中间代人的写作历史已远远超过20年。

 

王西平:美国诗人玛丽·奥利弗就诗人心目中的读者是谁提出忠告:“为一位几百年后诞生在异乡的陌生人而作。”那么你理想中的读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也像玛丽·奥利弗那样为百年后的陌生人写作,那么你能耐得住当下的寂寞吗?

安琪:80后诗人、批评家杨庆祥博士如此评论我的写作时,我知道吾道不孤——“她要将诗歌的写作史纳入其个人的生命史。那些试图并且已经经由我的诗歌文本勾勒或想象着我的人物形象的人就是我理想中的读者,是的,我一生的写作就是要写出一个我,这个曾经以诗人安琪的形象存活于世,这就够了。像杨庆祥那样对我有深刻理解的诗人、批评家很多,我不寂寞。

 

王西平:“中国诗坛”一向把你称为先锋诗人,基本上淡化了“女性”意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你的努力是成功的。那么你所理解的先锋是什么?“先锋诗人应该在对诗歌的普及上走在前面”,你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安琪:让“安琪”这个小资的、温软的、俗常的名字成为“先锋诗人”的代名词很不容易,很高兴我做到了。我的先锋观更多体现在持续的逆向思维和追求反常规语言的写作,它们在把我带往诗歌艺术的崭新领域的同时也一次次把我带往远离世俗趣味的极端之地。我的人生也因此离开众人之道,旁逸斜出。布罗斯基说“要改变生活,先改变语言”,我的人生真像是他此话的注解。

“先锋诗人应该在对诗歌的普及上走在前面”是我2003年接受广西《少年时代》杂志名人B专栏采访时说的,编刊办报举办诗歌活动等一切与诗歌传播有关的行为都是一种普及,而在任何场合均维护诗歌的尊严、为诗歌说话则是每个诗人都能做到的便利而有效的普及方式。

 

王西平:高手写诗,看不出“比喻”的痕迹。就拿你的长诗《轮回碑》来说吧,第一句,“汽船的浓烟是用胸脯做的/石头的胎儿/ 企图接近松脂和乳剂混装箱”,至少有两处比喻吧,但其隐藏之深需要拿出儿时“找异同”的眼力去发现,在你的诗歌写作中,排斥“……好像……”,或“……似乎……”的句式吗?

安琪:哈你眼光很毒,第一句直接用肯定句式表达了比喻,也就是汽船浓烟的形状像胸脯一样;第二句偏正结构“石头的胎儿”其实隐含着“石头的形状像胎儿”的比喻。在我狂热追求语言的陌生化效果的福建时期(2003年以前)我是排斥明显的比喻句式如“……好像……”“……似乎……”,我觉得那很老很傻。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该怎样就怎样。可能又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吧。

 

王西平:最近读到你的新作《夕晖园记事》,我不好判断这是组诗还是长诗,一开始你日常的经验在起作用,长短句式节奏明快,内在气息拉得很好,读来令人大快。但到了最后,有这么两三节似乎有所“失控”,连排式的长句像重型的机器向读者砸来。我是说,当整个作品超越了纯粹的认知时,你是如何驾驭它的“气息”和“诗场”的?

安琪:不得不再说一遍你眼光很毒,这首应该称之为组诗为宜,它每一首诗的灵感均来源于“夕晖园”的人/事感受,其中1——14完成于同一天即2010814日,15——26则是此前零星写就的短诗被我拿来旧诗重用的。它们的气息诗场自然不一样,出现你所说的失控也就难免。如前所述,我的写作全凭状态而非构思,也就不存在驾驭的说法,也就是,我的写作属于自然生成而非后天栽培,若读者有心就将发现,我迄今的作品全然不似一人所为,这就是状态写作的依据。

 

王西平:大诗是印度人对史诗的称谓。当代汉语诗中海子是大诗的倡导者,海子在他的《诗学,一份提纲》中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理想结合的大诗。”除此之外,昌耀也是一个大诗观念者。你心目中的大诗是什么样的?你将自己定位为“大诗的作者”,是不是要成为像海子、昌耀那样为诗殉身的人呢?

安琪:我写于1999年的大诗观依然是我现在的大诗观——

“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成为一首融中西方神话、个人与他人现实经验、日常阅读体认、超现实想象为一体的大诗的作者。”

成为大诗的作者是有前提的——被诗神命中。

成为海子和昌耀也是有前提的——被永恒命中。

我有此资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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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平诗人诗生活系列访谈之安琪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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