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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琪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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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博士《“朦胧诗”之后:错乱的新诗史命…  

2010-01-21 09:13:00|  分类: 中间代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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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存霍俊明博士关于诗歌史命名的思想性文章《“朦胧诗”之后:错乱的新诗史命名》关于第三代和中间代部分,因新浪字数限制,全文请见http://www.poemlife.com/PoetColumn/anqi/article.asp?vArticleId=58393——安】

 

我们往往认为诗歌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前进。而实际上,“第三代诗”、“非非”、“莽汉诗”等这些由诗人自己命名的诗歌史概念却是在相当偶然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柏桦对莽汉诗的命名情况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有着详尽的叙述,“一九八四年春节。无聊。万夏和胡冬在一次喝酒中拍案而起:‘居然有人骂我们的诗是他妈的诗,干脆我们就弄他几首‘他妈的诗’给世界看看。’几天之内,两人就写出近十首‘不合时宜’的诗,并随便命名为‘莽汉诗’。”

确实,包括第三代诗在内那些诗人给自己命名的诗歌史概念确实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当然也不能忽视当时整个文艺界的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在1984年轰动一时的一幅油画就命名为《第三代人》(作者何多苓)。而另一个事实是朦胧诗之后的新诗发展的复杂性在1986年的两报大展中得到了空前的体现,而对这些显然与朦胧诗写作有着差异的群体,评论界往往称之为第三代诗或新生代诗。当代新诗史的命名很多都是后设性的,而朦胧诗之后的诗歌史概念却往往是由诗人自己给自己命名的(对批评家的不信任?),而诗人所指称的第三代诗与批评家眼中的第三代有是有差异的,所以有必要对第三代这个诗歌史概念进行辨析和梳理。唐晓渡认为同朦胧诗一样“第三代诗”也是一个非常含混的后设指称,并由于有关的界说多来自“个中人”,就显得格外梳理不清。尽管“第三代诗”这个概念需要深入辨析,但是认为第三代是一个后设的文学史概念是值得商榷的。洪子诚就认为“‘朦胧诗’后的探索者,将他们自己称为‘第三代人’,创作命名为‘第三代诗’。” 不管第三代这个提法是否准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三代”或“第三代人”是由诗人自己提出来,而非后来的批评家所强加的说法。既然新诗史写作和研究都会反复涉及到“第三代”这个文学史概念,那么“第三代”是什么时候提出的?第三代诗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写作,第三代作为一个整体现象又是什么时候出现?一般研究者大抵认为“第三代”这个概念源于《第三代诗会》题记:“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第一代人/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广阔的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而兰州当年曾经出现过一本名曰《第三代》的油印刊物,封面写有:北岛他们是第一代/北岛的那些子孙们是第二代/我们是第三代。并引埃兹拉·庞德的诗句:“哦/自大透顶的一代/别扭透顶的一代”。而万夏等人则认为“第一代人为郭小川、贺敬之这辈,第二代人为北岛们的‘今天派’,第三代人就是我们自己。’”可见对谁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还是有分歧的,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却认为“‘五四’时期把诗从文言文中解放出来的白话诗人是第一代,‘文革’后把诗从政治工具中解放出来的朦胧诗人算第二代,而他们这些把诗从群体意识中解放出来的诗人便是第三代”,不知这种划分有何根据。

周伦佑的诗《第三代诗人》则往往被看作是“第三代”的“队歌”:

 

一群斯文的暴徒/在词语的专政之下/孤立得太久/终于在这一年揭竿而起/占据不利的位置/往温柔敦厚的诗人脸上/撒一泡尿/使分行排列的中国/陷入持久的混乱/这便是第三代诗人/自吹自擂的一代/把自己宣布为一次革命/自下而上的暴动/在语言的界限之内/砸烂旧世界……

 

但是,周伦佑认为“第三代”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毛泽东,而对诗人的这种划分尽管是代际的,但是其前提仍是社会性的。他认为最先将这一概念用于诗歌的是成都一些大学的诗歌爱好者,即成都几所大学的诗作者编印的《第三代人》油印诗刊。而1985年5月,由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编印的铅印诗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只是重提了“第三代人”这一概念。柏桦等人则认为“第三代”这个概念是他们早在1982年就提出的。可见“第三代”的说法具体在哪一年出现存在着争议,但是作为文学史现象,第三代的出现要远远早于1985年。文学史中经常提到的“大学生诗派”就是因甘肃《飞天》杂志推出的“大学生诗苑”专栏而得名。实际上,这些诗人自1982年起已经开始在这里结集,1984年他们的派系愿望才开始形成,但这些诗人是诗派宣言却晚至1985年夏天才由尚仲敏、燕晓冬提出。诗人于坚也认为第三代诗歌运动并非是在198610月才突然集合起来的一盘散沙,其实第三代诗歌在70年代末期已开始酝酿。如韩东等人创办的《老家》,钟鸣等人在四川创办的《次生林》,于坚等人在昆明创办的《高原诗辑》,非亚、杨克等人在广西创办的《自行车》等。确实,第三代诗人大多不认为第三代诗是在1986年才出现,杨黎将这段时间拉回到1980年,柏桦则将之定格在1982年。

“第三代”的说法基本上被文学史写作和研究所认可,李振声就强调之所以在众多相关概念中选取“第三代”这一命名,“只是顺从了一部分身临其境、直接置身其间的诗人们的意愿,我比较相信‘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说法,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诗人们的自我命名的理由”。所以如果我们尊重诗人自己的意愿,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我们应该使用第三代诗人这个概念,而不是批评家所命名的新生代、后崛起、后新诗潮、新实验诗等称谓。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诗人给自己的写作进行集体的命名是相当少见的现象,而第三代诗人开了先河,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如此后的第四代、新世代、中间代、第三条道路等。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研究者大多认为第三代诗与朦胧诗之间是一种反叛与被反叛的关系,并且给人造成的印象是第三代诗在反叛朦胧诗的时候超越了朦胧诗。《中国新时期文学词典》给第三代诗人所下的定义就是——他们以反北岛的姿态出现,对原有的诗歌观念进行全面调整,反文化,反理性,反抒情,甚至反诗歌,称为“第三代诗人”或称“新生代”。文学史更乐于将北岛等朦胧诗与此后的新生代进行比照并且对后者持以批判的态度,如《新时期文学思潮》。

是的,北岛等人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但是他们的不被遗忘不是以否定、牺牲和打击“新生代”诗人为代价的。于坚同样认为第三代诗与朦胧诗之间是一种差异性的写作,而与朦胧诗有着血亲关系的是“后朦胧”,它在80年代张扬“文化诗”,在90年代发展为“知识分子写作”。可见在于坚以及其它一些诗人看来,“第三代诗”与“后朦胧诗”是差异很大的诗歌史概念,而一些文学史却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反倒是认为二者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在于坚看来朦胧诗指向的是意识形态,诗仍是诗人用来反抗意识形态专制的暧昧工具。而第三代诗歌指向的是语言,它是白话文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汉语解放运动,是对普通话写作的整体反叛。而于坚更想强调的则是“第三代诗”与所谓的“后朦胧诗”,完全是两个所指不同、差异很大的概念,第三代诗歌所要反对的就是“朦胧诗”,而“后朦胧”这个企图涵盖80年代诗歌现象的词恰恰是对“第三代诗”历史贡献的抹杀和歪曲。实际上,于坚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尽管他的说法可能值得商榷。这就是在整个“第三代诗”写作中,确实存在着与朦胧诗差异很大的写作群体,也确实存在着与朦胧诗扯不断血脉关系的写作群体。所以,新诗史写作和研究中要避免像“第三代诗是对朦胧诗的反叛与超越”诸如此类的唐突而简化的说辞。唐晓渡就指出朦胧诗所接续或者说激活的正是一种立足自身,并经由自身而发现、反抗、超越、重建传统的传统。笔者倒觉得将第三代诗与朦胧诗的关系比喻为次生林与原生林的关系可能更为恰切,这既呈现了二者的源生关系,又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与衍变。1982年成都的一些诗人钟鸣等编印过名为《次生林》的油印诗选,扉页上对“次生林”的解释颇能体现出朦胧诗之后的诗人的心态和现状:“原始森林在经过自然或人为的干扰与破坏之后,在原来的林地上重新生长起来的次代森林,它包括天然更新和人工更新两大类,在林龄不同的地方,这些森林有的已被开伐利用,有的还待于开伐。”

不管是承认朦胧诗与第三代的承继关系还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反叛关系,这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第三代诗是一个相当驳杂的群体,也诚如唐晓渡所言“第三代”诗,因为它格外活跃,格外无常,格外难以约束,每每令训诫者尴尬,规范者难堪。另一个问题是,“第三代诗”这一称谓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和使用,但在具体界定上,如哪些诗人属于“第三代”,“第三代诗”的思想倾向与艺术追求是什么等,还是存在很多差异。对“第三代诗”的认识一般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从诗歌审美观念的转变上将“第三代诗”纳入朦胧诗之后中国当代新诗的第二次诗歌浪潮;二是从文化态度入手,将“第三代诗”分为“以现代文化意识返观古典文化”的现代史诗和与文化对抗的两个“文化诗潮”,前者以“整体主义”为代表,后者以他们、非非为代表;三是从后现代主义角度出发重点所指“非非”与“他们”;四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的所谓取代“朦胧诗·北京”的“巴蜀现代诗群”等。

而不管是对于第三代这样的在诗歌运动中被推到时代顶峰的现象还是其他类似的现象,我们在新诗史研究中不是依据这些新诗运动的外在热闹与萧条来进行分析与臧否,而是应以具体诗人的诗作以及整体的创作实绩为基点。当然这些诗歌运动对于考察当时的社会和诗坛的整体氛围是有诸多裨益的。所以当这些诗歌运动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落潮之后,文学史所最终选择的只能是具体的诗人和他们留下的有待时间沉淀和检验的文本。确实,作为运动的“第三代诗”从它震惊并摇撼诗坛的高峰期就已经宣告了他们的解体。可见,文学史最终选择的只能是更为具体的诗人写作,那么就有必要把作为运动的第三代和作为诗人的第三代区别开来。而当代新诗史更多是从运动和群体的角度来进行叙述,这当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这种囫囵吞枣的粗略性叙述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写作的特征和意义。诗人张曙光就反复强调80年代确实产生了一些相当优秀和重要的诗人,不过从整体上讲,80年代诗歌能够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反倒不是这些,而是那些流派和流派的宣言。确实应该把作为诗歌运动的“第三代诗”和作为诗歌实体的“第三代诗”区别开来,把作为运动的第三代与单个的诗人区别开来,这对于文学史写作与研究都是很必要的。并且这对于一直以游离的身份置身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外而又具有探索意向和实绩的诗人来说尤为重要。然而,我们在当下的新诗史写作中,却看到了研究者这种能力的普遍匮乏,更多是对整个第三代诗歌运动束手无策。与将第三代看做一个整体和运动相关的就是文学史往往是强调第三代作为整体性的特征。而事实上,尽管第三代诗可能在整体上有着共性,但是企图对第三代诗进行粗略笼括的做法是有失公允的。通常意义上的新诗流派和思潮研究的惯例在第三代诗面前很容易“搁浅”,因为这种惯例要求研究者始终清醒地意识到对象的整体精神特征及其风范,然而,想在第三代身上概括出整体精神特征及其风范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近于想象性虚构,因为这一想法从根本上背离了这一实验性诗潮的初衷和本意。被笼统纳入这一范围的诗人及其诗作,在拓展诗的言说方式、诗的感觉、想象、情感、理智等诸多状态的可能性上,拥有难以被归纳的诸多向度。正是新诗史写作往往更乐于去将第三代诗人都纳入到相应的派别和社团当中去,这就使诗人的写作被简单化和规约化。其实,有很多第三代诗人在不同时期分别加入到了不同的社团和派别中去,这也使文学史家和新诗研究者那种将诗人强行划一的归类做法捉襟见肘。以莽汉诗人为例,新诗史往往认为其代表是李亚伟,但是莽汉的“肇事者”却是万夏和胡冬,但是他们只当了三个月的“莽汉”就改弦易帜,而有文学史居然将伊沙也放入到“莽汉”这一诗歌团体,则更令人难以接受。再以文化寻根诗、新传统主义或整体主义为例,文化寻根诗往往被看作是第三代中的一个分支,但是更有研究者指出文化寻根诗其实只是介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之间的一个过渡层。而有新诗史往往将新传统主义和整体主义不加区别,混为一谈。

而笔者之所以在这部分强调“新生代”这个概念,不是因为“新生代”与“第三代”或“后朦胧诗”这些概念在一些研究者那里看来是重合的概念,而恰恰是因为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性。 “新生代”这一说法一般认为最早见于牛汉写于1986年1月8日的《诗的新生代——读稿随想》。而牛汉最初提出“新生代”这个概念并不是指代相关的诗歌流派,而更多是指当时的诗歌写作现象。一些文学史认为新生代或第三代是指的是“1985、1986年以来铅印、油印小刊小报的形式活跃于中国诗坛的一批年轻诗人”,但是需要点明的是,新生代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前后,但是作为一种诗歌写作现象包括在新生代诗人那里,他们早在80年代初甚或70年代末即已经开始了写作。而笔者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如果像姚代亮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其他一些文学史所指认的新生代是出现在80年代中期的话,给人留下的印象便是在朦胧诗结束之后才出现了新生代,也就是二者是前后的直线型关系。而如果认识到新生代的写作肇始于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这样一个文学史事实,那么新生代与朦胧诗就不是先后关系而是一种平行、并列的关系。

有研究者认为新生代和第三代是所指不尽相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并且在一些新诗史写作中,新生代和第三代之间是种属概念的关系,也即新生代包含了第三代。姚代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就将新生代从不同的诗学流向分为三个诗人群体:后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和女性诗歌。温儒敏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也认为虽然新生代的主张熙熙攘攘,形式五花八门,但在创作上比较有影响的诗人群体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海子、王家新、骆一禾、西川等为代表的“后朦胧”诗人;一是以韩东、于坚、杨黎、李亚伟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毕光明在《文学复兴十年1978-1988》中也将新生代诗分为文化系列和反文化系列,其中包括第三代的一些诗派。而需要注意的是,在金汉总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著者将“新生代诗”划分为五个板块:“非非派”与“他们派”,“乌托邦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和女性诗人群。而这些概念并非是平行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都是90年代的诗歌现象,而决非是指80年代的新生代诗歌。通过以上的简略分析,我们会发现经常谈到的“新生代”与“第三代”并不是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而是在新诗史写作的具体使用中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且往往二者是种属关系,“第三代”包含在“新生代”当中。新诗研究者在使用“第三代”和“新生代”这两个概念时一定要慎重。

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切有前因才有后果,有了“第三代”也就自然出现了“第四代”和“中间代”。

那么这些曾经被忽略的诗人的身份焦虑、写作焦虑以及诗歌史的焦虑都使得他们会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和时机下为自己进行正名去“伪”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第四代的提出也就是迟早的事情。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第四代”之后又出现了什么所谓的“第五代”的内在动因。第四代的出现以及命名的焦虑,显然是针对着第三代。如果说第三代对朦胧诗是一种PASS的焦虑的话,那么在第四代眼里显然是第三代的话语权力遮蔽了他们这些所谓的写作群体。这些命名者强调第四代的尴尬地位,他们认为第三代诗人在90年代不仅进行着内部格局的“再分配”而且要独霸90年代诗歌话语,而“第四代诗人”则差一点被整体取消掉。那么既然认为第四代主要活动背景和写作实绩是在90年代,而众所周知,又有一个“90年代诗歌”概念。那么既然第四代不同于第三代而且主要集中在90年代写作,那么这些命名者有没有认识到所谓的这个意义上的“第四代”与“90年代诗歌”有着怎样的关联?二者是相同的关系还是有着差异?不管怎么说,第四代这个概念有着命名的局限和界定时的模糊性,更多地强调了与第三代的差异(如个人化)而模糊了与90年代诗歌的整体写作氛围。2001年,由黄礼孩、安琪编选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推出,从而中间代这个代际概念浮出地表。而2004年,由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的厚达2550页的“中国现代诗编年史”《中间代诗全集》(上、下卷)出版,多少使沉寂的诗坛产生了不小的波动。认可也好、批评也罢,这个争议颇多的“中间代”已经作为诗歌史现象和一个诗歌史概念进入了文学史,如2005年洪子诚和刘登翰修订本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确实,文学史写作越是接近当下就不能不更多带有文学批评的性质。“中间代”的出现才短短几年时间,它却提早拿到了文学史的入场券,这说明了什么?据安琪讲在当初进行命名的时候,曾想到很多概念,起初是使用了“中坚代”这一提法,因为其包含的意指和感情色彩过于强烈,所以最终采用了“中间代”这个代际划分。如果比照“中坚代”和“中间代”这两个概念,后者多少弥补了前者的不足,而更为宽容、中性和富有弹性和想象空间。“中间代”的概念,显然是一些诗人出于一种身份被忽略的忧虑与不满,即前有第三代诗,后有70后写作,而中间的这部分早在80年代开始写作并一直延续到90年代并在一定范围产生影响的诗人就不能不为自己被新诗史忽略的命运而愤愤不平,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命名的冲动在所难免。在当代文艺界,代际划分一直是一种惯用的分类法则和切入角度,但当小说界、电影界、学术界乃至美术界的“新生代”(多为60年代出生,少数出生于70年代)出笼以后很久,早在80年代登上诗坛并在90年代有影响的60年代出生的诗人却一直还是处于“无名”身份,他们更多是作为单个诗人被偶尔提及和议论。正是出于这种身份模糊并有着被永远遗忘危险的处境的考虑。这种说法与“第四代”阐释者的说法大体接近,即都认为第四代和中间代都是不事声张的,是在静默中写作的更尊重个人与主体精神的写作群体等诸如此类。中间代的提出肯定会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这个命名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广泛认可和接受,其实连中间代的命名者和阐释者都有着各自的犹豫和怀疑。更有的则认为研究者和读者没必要对“中间代”这个概念过于计较,因为明智的做法是不可太倚重命名,对于媒体和接受者来说命名更多是一个符号,它强调的是实用目的和说话的方便。有论者指出类似于大杂烩的经过精心“策划”的中间代的命名因缺少诗学本质的含义,而显得漏洞百出,毫无意义与价值。

笔者在论述这些不合理的新诗史概念时,也会感到迎面而来的压力,有些文学史概念已经在文学史中沿用了几十年。这种约定俗成的力量使一些新诗史家尽管也认识到了这些概念的不科学和不准确,但是也惯性地搬用这些概念。说的严重一点就是以讹传讹,造成了恶性循环。是到了检视、反思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朦胧诗”以来的大而无当甚至错误的诗学命名的时候了!历史永远都在收割着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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