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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琪的博客

诗有神,万物有灵。

 
 
 

日志

 
 

暗淡与光芒/杨远宏  

2009-08-13 11:00:00|  分类: 安琪收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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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淡与光芒/杨远宏 - 诗人安琪 - 诗人安琪的博客[按:《中国九十年代诗歌精选》,吴昊/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本人入选长诗《九寨沟》。——安]

       

                      暗淡与光芒

                  ——《中国九十年代诗歌精选》序

                                        

                                         文/杨远宏

    这是一个高尚与庸俗、天才与庸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时代。混乱,从终极关怀到世俗生存,从价值取向到价值虚无,从人文精神到灵魂崩毁,从新保守主义到结构创新,从新民粹、国粹派到人类、世界意识,从精英文化到快餐文化,从东方主义、后殖民语境到西方主义、文本意识……如此等等,掀开了人类思想史上最丰沛鲜活、最具创造性也许也是最空洞死灭、最具耗散性的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一页。在愚昧无知或者浑水摸鱼欺诈的心机那里,或许一切都变得如此的茫无所适或不可辨认。而特立独行、睿智清醒的智者却洞若观火、明察秋毫。任何时代都没有、也不可能为诗歌宠儿提供一个全封闭的、完全自我生长的、自在自足的真空,而任何诗歌史从来也没有提供过在这样的真空中生长的、与它们的时代了无擦痕的诗歌。时代的混乱、焦虑、迷茫、问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势必带来诗歌的混乱、焦虑、迷茫、问路。这样的背景和视角,让我们对无论是惊世骇俗、震荡亢奋而又涨潮般退去的第三代诗歌,还是对基本上是沉潜坚韧、精细练达有时也浪头喧哗的九十年代或第三代后先锋诗歌一目了然,剩下的工作不过是文本细读、专业指认。
    如此的背景、思维、视角与精深、苛刻的文本细读、专业指认,让我们看到了从第三代诗歌中升起的、必将光照诗史群星灿烂的诗空。我没有必要重述那些被人们一再重述的或者大名鼎鼎或者小有名气的星座的名字,但是我仍然必须提到三位诗人,并不是这三位诗人无可挑剔或我对其他诗人的轻视,而是因为他们格外引人注目地标举、代表了第三代诗歌在落日的余晖中越来越清晰地显现的三个诗学向度。作为诗人并在我们时代的诗歌版图上,欧阳江河,代表了我们时代最聪慧、深邃、诡秘的诗歌知识和智慧,他为中国现代诗揭示、标举了一个思辨的、知识谱系的维度;西川,代表了我们时代最优雅、高贵、纯净的诗意情怀和品质,他为中国现代诗提示、标举了一个诗学的、空间的维度;王家新,代表了我们时代坚定的、最后的道义、良知的承担与见证,他为中国现代诗提示、标举了一个极富时间话语语境感的维度。
    现在我们转向九十年代诗歌。如果说第三代诗歌山头林立、杂乱无章但因其赤膊上阵、线条粗率我们仍不难廓清的话,那么,九十年代诗歌虽然分散沉落,但在时代/诗学语境互涉互动中出场、凸显的几个诗学命题的观照下,我们仍可获得大致清晰、可靠的印象和指认。这些诗学命题是——


    1.边缘状态或民间写作


    我看见,这个命题在一些诗人那里是一种与中心对峙的、不动声色的价值立场;而在另一些诗人那里则是暗怀中心奢望和中心焦虑的一种姿态,一场表演。“边缘”或“民间”不过是他们试图通达舞台中心的一条悬空的杂耍钢丝。青年诗人、批评家臧棣对此一针见血:“我对在知识界中已成行话的‘边缘意识’心存疑虑。……边缘离天使太近,离历史太远。而在某些边缘、民间论者那里,除了党同伐异而外,我看不到一星半点真正的‘边缘意识’和‘民间立场’。”究其实,他们的所谓“边缘”、“民间”恰恰是反边缘、反民间的。臧棣的“天使”、“历史”说也太心怀天真和善意;依我看,某些边缘、民间的高调论者心怀叵测的,恰恰是深谙现实而妙算于现实之中,拒绝天使而离魔鬼不远。唐晓渡指出:“那种‘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身份’必定是可疑、张狂而危险的!”王家新发问:“在现今果真有‘民间写作’这回事吗?在一个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已无所不在的社会,还有没有一个‘纯粹’的‘民间’?”唐晓渡的抗诉和王家新的质疑,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或凸显了某种已然现实而发人深思。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边缘、民间都总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一个无论从什么生长、发展而来,不问其价值取向和价值样态,都先验地优越的边缘和民间?我们所面对并置身其中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边缘和民间?我们的诗歌所期待、融入、推进的又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边缘和民间?本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写作意识和诗歌立场,对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保持一定的疏离的、真正意义上的边缘和民间存在,对诗人的灵魂面对、精神超越和诗性智慧,都已经被艺术史反复证明是坚实、深厚而光辉的。但是,考虑到当下中国包括民间、边缘在内的社会/现实语境,王家新所说的三种因素的全面渗透,尤其是挟裹着盲目无知的张狂排外、潜隐着错综复杂的社会/个人动机和不测危险的新一轮民族乃至种族主义准宗教狂热,我宁可对所谓民间和边缘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疑忧,而把思想留给更为深刻辽阔的社会/文化学,和更加精锐有效的诗学辨析和选择。


    2.个人化写作


    相对于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大量的宣言式流派、集团倾向的集体写作(这在“整体主义”、“他们”那里表现得尤为显著)而言,九十年代诗歌对个人化写作的身份认定,既是九十年代权力/商业话语全面社会化并踞持中心背景下的无奈,也是在八十年代的狂躁喧嚣雪崩般退潮中沉潜下来的诗人对诗歌品质和艺术律动的觉悟与自律。在突如其来的无边寂静中,我们既听到了一声叹息,也看到了如暗夜雪花的光芒一样清澈明亮的目光。诗人们拖着自己落荒而逃的、孤零零的身影回到孤灯写字台,把这一切或者化为潜心阅读的一枚书签,或者削为一支尖新专注的灵魂笔尖。这既是一场诗歌雄心与社会关切混杂不清的集体角逐、较量的失败,也是更深远的艺术抱负、艺术职业道德对个体灵魂的成功呼唤。联系到这一切所赖以发生的背景,并将此置于“五•四”以来的新诗流变中加以思考,九十年代诗歌对个化写作的认定和强调,比之任何一次流变无论是对诗人还是对诗歌,都更深入更本质更富于启示性。在阅读和写作都必需的寂静、沉思品质被一再推延之后,终于,潜心新闻记者和苦苦思索,取代了八十年代诗人们对蜂拥而来的新思潮惊喜张皇中皮毛仿写、乃至误读的竞赛、下赌式的信口开河,人们也在寂静中听到了诗人灵魂深处种子发芽悠长、精细的声音。诗外空间的收缩,带来了诗内空间的宽阔;诗人众多身份的减少,带来了诗人身份质地的增加。这使第三代诗歌硕果幸存的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翟永明、肖开愚、孙文波、陈东东、于坚、雨田、柏桦、张枣、钟鸣、韩东、严力、海男、吕德安、黄灿然、孟浪、西渡、王寅、宋琳、南野、周伦佑、陆忆敏等等诗人,呈现出越来越坚实娴熟、难以遮蔽的诗歌光芒与写作个性,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诗歌新人。这些诗人是:沉思辨析、深入到“写作的黑暗”中而又变动不居的蒋浩,对体验、发现入迷而显得超常冷静从容的森子,哲思洞悉的果决甚至武断与感性纤柔的犹疑不安、荒诞诡谲地集于一身的臧棣,精谨深邃而又冲和散淡的哑石,寂静黑暗而又迷恋于复调、叙事场景的马永波,典雅高洁、像“银针一样坚守”而又在“场境碎片式写作”中亢奋骚动、大喊大叫的安琪,在尖锐的深层体验、感觉型意象碎片中作非人格化荒诞抒情和虚无解构的余怒,在能指对所指无休止游离里、作从语言中生长语言的语言实验和“新死亡”语境实验的道辉,带着艺术家气质病态神经过敏而又幽深莫测、纤弱精微的阳子,既带有梦幻甚至梦游超现实主义气质又对现实的世俗自下而上作戏谑叩问的鲁西西等等,以及“在平静、无可挑剔的结构”中“孤单叙事”的张曙光,怀旧的庞培,热衷灵魂游戏的童尉,怪诞的宇龙,过敏而沉痛的沉河等,都卓尔不群地展示了他们相当个人化的、独特的写作个性。应当单独提到当红诗人伊沙。作为八十年代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与“他们”诗派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近亲繁殖的畸变怪胎,伊沙切断了第三代诗歌对平庸腐朽的公众趣味反叛和革命的脉息,而把第三代诗歌某些诗人哄闹、阴谋、运动和操作的恶习,以媚俗甚至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的时髦策略发挥到极至。他当然是独特的,他是以感官、享乐、肉身化为中心的平面、零散、解构、瞬间性的九十年代世俗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活标本。
    在此,对蒋浩、安琪、道辉等三位新秀诗人的再次提及并非多余。在迄今可见的九十年代新人先锋诗歌写作中,蒋浩以其对灵魂的恪守和深度沉思,标举了诗歌中精神的维度和方向;安琪依傍庞德,以其携带体温、血痕斑斑的大规模“场景碎片”叙述性写作,凸现了血性生命的维度与丰富复杂;道辉对语言、词语几乎是走火入魔的痴迷与奇谲幻变的实验,启示了语言在诗歌中的可能与极限。而生命、精神、语言,正是整整一部现代诗学经得起风霜和时间消磨的坚果。
    但是并非一切都无可挑剔。由于诗人对个人化强调到极端的沉溺,而对生存处境、社会语境的逃离和漠视,使他们的诗性话语和诗意语境变得小气、琐屑、漠然甚至萎琐平庸,全然肉身感官化;从现实撤退、内陷的结果,反倒奇怪、讽刺地生长了很现实的、与现实的异构同质。而“诗歌中的现实感如果不是在更为广阔的精神视野和历史参照中确立起来,就有可能是急躁的,时过境迁的”,而“肉体的变淡(也)没有来世”(欧阳江河语)。歌德甚至断言:“诗越是复归于自我之中,就越是走上了通向衰落之路。”诗人们断然拒斥道德和责任,萨特却“在艺术责任的核心中……看到了道德责任”。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指出:“庸人们所最不乐意别人提醒他的就是精神上的贫困。实际上,庸人的最大的贫困在于不想知道自己有多么贫困。”对某些精神贫困而又极端个人化的诗人,巴雷特的提醒并不多余。


    3.知识分子写作


    当下正在展开一场有关“知识分子写作”的论战。论题的简单明了与背景的复杂微妙,使这场论战在道义与邪念、风范与焦虑、理性与愤懑中盘根错节,“症候”迭出,带上了浓厚的蛮战混战表演战色彩。“而有关知识的一切话语从来就是一种奋争”,论战归根结蒂的引爆点不幸而被年轻的臧棣早早言中;更不幸的是,此种“奋争”竟然发生在作为知识者的诗人之间而不在别的向度。我无意混入这场混战,但问题必须澄清。
    为了问题得到较清楚完整的反映,我不得不拉长有关引文。知识分子写作的提出者之一欧阳江河在同篇文章的一处说道:“知识分子精神总是与具有怀疑特征的个人写作连在一起的,它所采取的是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但它并不提供具体的生活观点和价值尺度,而是倾向于在修辞与现实之间表现一种品质,一种毫不妥协的珍贵品质。我们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写作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把写作看作偏离终极事物和笼统的真理、返回具体的和相对的知识的过程,因为笼统的真理是以一种被置于中心话语地位的方式设想出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保留对任何形式的真理的终生热爱。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诗歌写作。”“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者”)作为一个有特定历史/文化积淀和内涵的命题以及由这个命题所外延的“知识分子写作”。在此,江河的表述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是问题依然存在。首先,既主张“偏离”即扬弃“笼统的真理”,却“又保留对任何形式的真理的终生热爱”;难道“笼统的真理”不是“任何形式的真理”中一种形式的真理?这是形式逻辑的悖谬和混乱。其次更重要的是,江河的“知识分子写作”所采取的“典型的自由派立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是洛克、卢梭和潘恩的天赋权利——自然秩序论,边沁的“最大快乐原则”论,由天赋权利说和边沁学说所汇合而主张自由放任的科布登学派,和相信社会能够安全地建立在个性之上的自我指导、自由与平等的霍布豪斯的自由派立场呢?还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重新确立义务论伦理学所开启的、“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当代自由主义话语的自由派立场……亦或是哈耶克建立在人的理性限度和社会自生自发性质的社会理论之上而重述和建构的自由派立场?甚至是以哪怕是对极大值的灵魂/精神自由的放弃,去换取哪怕是极小值的肉身自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下中国的自由派立场?对此,江河应当有所限定,交待清楚,否则,只会给无论在内涵还是在外延上已经够模糊、混乱的当下中国诗坛,再添模糊和混乱。
    欧阳江河又说:“我所说的知识分子诗人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我们的写作已经带有工作的和专业的性质;二是说明我们的身份是典型的边缘人身份。”与我前述同理,相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定内涵而言,欧阳江河表述的后者至多说对了一小半;而前者,使我联想到了近些年来知识界逃避乃至抽空思想和灵魂,甚至也具有极端可敬的工作和专业性质的、弹冠打坐的“朴学热”。而这种“使时代生活索然无味”的、没有血热的“冷热”,与知识分子的核心内涵没有半点必然的逻辑关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江河漠视思想/灵魂的知识情结、学术情结的无意绽出?如是,即便仅仅在知识分子命题之下,我们的想象和检讨,都应当是全面而惊心的!
    我不必重复我已经发表过的关于知识分子命题的语义发生、历史/文化渊源方面的清理;在此,我愿便捷地沿用西川的阐释。西川说,知识分子是“专指那些富有独立精神、怀疑精神、道德动力,以文字为手段,向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群体当代最重大问题的智力超群的人,其特点表现为思想的批判性。”西川的阐释基本上是准确而可靠的。
    至此,“知识分子”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知识分子诗人”、“知识分子写作”,应该是尘埃落定、水落石出。在知识界乃至世俗社会灵魂、思想、精神几乎整体性全面崩溃的九十年代提出、强调知识分子写作,其意义无疑是及时、重大、不言而喻的。可以预期而又不幸的是,这一切竟然、也必然会引来敌视和论战。肉身与灵魂、思想、精神虽并不必然对立,但也并不必然相容,尤其是肉身在感受、享乐的贪婪、疯狂中滥觞为“肉身化”或者无知,人格/精神坍塌成为一种寡廉鲜耻的时髦,对抗与不幸就势必在前述二者之间发生。对那些心怀叵测,恶意将“知识分子写作”误读为凭借知识、炫耀知识的写作的人,对那些人格/精神侏儒,连知识分子的起码内涵也一无所知,却偏要来大谈“知识分子写作”的人,我犯不着为他们作无谓的消耗和浪费,更不会再对他们的冒牌论战过分善良和天真。不过我仍然必须指出:如果说“非非”是文化虚无主义的、笼统的、事实上反不了(“非非”即不可能)的反文化反知识,那么,他们在继承“非非”衣钵的同时,却对文化/知识所内含的文化/知识品格和思想,也来了个釜底抽薪。非知识论可能是一种因知识的饱满而“洞透天地的知识观”(西川语),更可能是因无知而妄生的狡诈和轻狂。同时我还必须提醒论战双方:我们时代更尖锐更应该关心和争辩的是“有与无”,而不是“多与少”、“是与非”。遗憾的是,我所看到的这场论战恰恰是向这方面用力的倾斜。


    4.叙事性


    从张曙光开始,经由孙文波、肖开愚、马永波、安琪等诗人不遗余力的推波助澜,也因一些诗人、批评家只见光芒不见阴影的一味推举,叙事性在九十年代诗歌中几乎成为一个先验地不证自明、凛然不可质疑的、优越显赫的话题。果真如此吗?
    程光炜说,“‘叙事性’是针对八十年代浪漫主义和布尔乔亚的抒情诗风而提出的”。如果是这样,一个时代当然可以甚至应该有自己开创的诗风;但如果先、后并不天然地成为价值优劣的尺度,那么,一个时代也可以沿承并推进、深化上一时代的诗风。而且光炜的“针对”暗含反拨,萎靡病态的布尔乔亚应当反拨;而在情感日渐苍白沉沦、理想泯灭的九十年代,对浪漫主义抒情诗风也必须不加分辨地“针对”,而将劫后余生的一点稀薄情感也非要反拨到零度不可吗?而“叙事性的主要宗旨是要修正诗与现实的传统性的关系”,这就更似是而非、不着边际得让人莫名其妙:包括备受人们赞赏的《诗经》、唐诗宋词在内的诗歌的“诗与现实的传统性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是否只有一个不可分的可疑向度而必须加以“修正”?除了叙事性对这种关系的或可修正好像就领有优先优越而外,其他如抒情性、戏剧性、对话性等等,有没有如此的“修正”功能,而对叙事性的优先优越构成质疑和挑战?其实如程光炜所综述的叙事性功能的四个主要方面,大多似是而非、散漫无边或了无新意。因其可疑可询之点不少,本文只能择其要商榷、发问。比如,难道可以不问叙事性内在的是何种质的规定性,就可以武断地断言叙事性必定会“打破规定每个人命运的意识形态知觉,使诗人不是在旧的知识——权力的框架里思想并写作,而是把自己毕生的思想激情和想象交给真正的而非虚假的写作生涯”吗?在叙事性与程光炜上述的一切之间,有这样的决定论、必然律吗?除叙事之外的其他写作形态,有没有光炜所说的“打破”、“不是”、“交给”的功能呢?其次,叙事性果真只会天降福音般带来“文化态度”、“人生态度的转变”乃至“高度的灵魂自觉性”,而与叙事的对象、样态和品格无关,可以不加限定和分辨吗?第三,“叙事意图的实现有赖于写作之外的高水准、对话性和创造性阅读”,但事实是,除“叙事意图的实现”之外的任何写作意图的实现,只要在文本和阅读的双向都是高质量的,就都无不期待、“有赖”于这样的阅读。叙事意图并无先验命定的深奥、高质话语优先权。……如此这般,等等等等。看起来,光炜的叙事论更像一个现代诗学类特异功能的现代天方夜谭,或者一场叙事权力的就职演说。倒是西川始终保有界面的清醒,他“认为叙事在他的写作中只是一部分手段,而非全部;在叙事性以外,诗歌的因素还应有抒情性、戏剧性等”(程光炜语),而臧棣则审慎地仅把叙事看作写作策略之一种;他以一种“写作的限度”的清澈目光,对叙事性可能的权力转化与独占,既保持专业的、也保持文化语境/文化态度的打量和警惕。
    本来,相对于八十年代的狂暴抒情而言,诗歌写作中的叙事性在九十年代的重述重构和显在,的确拓宽、丰富了诗歌写作的可能与空间。在人们健忘的幻觉中带来了一种新诗风。如果按照本雅明的理解,“心灵、眼睛和双手的那种古老关系……则是我们所发现的手工劳动的关系,叙事性艺术就驻足在这种关系之中。”那么,我们对九十年代诗歌中出现的叙事性,就大可不必那么痴迷地过高抬举,而应有一份本雅明式的清醒。对诗歌史常识的健忘所盲动的迎“新”庆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人们唱诗班式争相恭迎叙事的出场里,情感、灵魂、思想、精神却在社会的哗哗退潮中,甚至在诗歌叙事文本的底片上,也无迹可寻地缺席、退场了。
    第三代后的九十年代诗歌,就要随着世纪末的落幕而落幕了。它留下了光芒和欢呼,也留下了苍白和叹息。我们也就要带着这一切走向下一个世纪了。

                                                                 
                                                               1999.8.17.于成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寨沟》
 
               安琪
 
现在是有一些意识流的东西在左右
 

我先写到它,然后我想了想,靠在黑心肠的谲秘上
原木质的山被车窗压低
它切过七转八弯的视线,挣扎而出
一大堆心猿意马,轻易地,打破人与人、与道德的界限
同志们,你们要去的地方满是人烟

 

“十几年前,它有百分百的蓝,知道吗,那种恐怖的蓝”
导游说,张尖尖的下巴有着硫磺的冷味
他已不耐烦这特定的身份
一个人,如果同时与九寨沟一起上天入地,一百次,一千次
——他将把九寨沟看成自己的地狱
自己的肮脏的命!

 

诗人杨炼这样写道“占有你们,我,真正的男人”
那是《诺日朗》的“黄金树”
当我去时,男人已经枯竭,宽宽的(想象中)诺日朗停在万木丛中
被阴郁的女性包围
它背叛了杨炼的唾液和精液
“这是春天,草色急需水份,秋天它就复活”
漂亮的藏族女导游如此解决诺日朗

 

叶子呈现颗粒状
细细的,尚未达标的叶子,晶莹地嵌在树枝上
我迷惑于它的纯粹
枝条是写意的,仿佛装上防腐装置,它一尘不染
夜晚下了一场雨,露珠像剔透的小房子
被神摆在空中

 

我动了动它,时间纷纷眨着眼,亲爱的,着魔了
相机大行其事
海拔4000米高峰上,上一个台阶都是不容易
脸苍白得惹人疼
水也许是习惯的慰抚
它从我的口腔一直吻到“我的肺”
崔健遮上红眼布:“想要学我你就不要后悔!”

 

飞了飞了,轰鸣着,喊出,夺下眶里的泪
它们没有距离
雪,雪在山尖,雪在山间,雪在脚下
风扑了上去,疯了一样
张开胳膊,就把雪围在脖颈,雪,白色的哈达,丝绸的经幡
风会代我们颂神的
光也会。一切生灵从幡下走过,都要带领气息移动
它们将代我们向神致意

 

文字在手,诗与我融为一体,它是我的血液和真实
精神能够制造语言
断臂的猎人是九寨沟的标志树,一种幻灭和消散
它汲取着灵魂的呼吸
每一颗不死的灵魂都能把远方敲响

 

碳酸钙和它的化合物,北纬34度,世界的风景大致相同
你到达你就到达
“一个国家的军火在另一个国家发挥作用。”
“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另一个国家流离失所。”
我写下这些,感到世界不止是一个世界,风景不止是一个风景
然后我命令自己
不给脚打招呼,以便它失败得更为彻底

 

九寨沟,一个城市的边缘构图,神秘的童话扩大开来
神要死了,它必须把这个遗产留下?
“哦,不要开发,如果需要,我们可以为你们募捐。”联合国
文化官员恳求道
在一次高级领导接见会上
瑞典驻联合国的文化官员哭泣着恳求道
“你们,你们将破坏大自然的圣地。”

 

一俟人潮涌上,自然就将后退
人已是自然的敌人
有一句话说得好:“孤家寡人!”

 

小麻疹。五寸长的西宁鱼。科达相纸。死烟蒂——
雷声形状的藏族民谣:
“当我的目光看得见你时,我的身体和你在一起;
当我的目光看不见你时,我的灵魂和你在一起。”
若尔盖,若尔盖
请记住白的名字,请记住安琪,或者把她置之山巅
当她老了,请用白布把她包裹,用竹杖把她猛打
“难为你们了,难为你们了——”
老天使喃喃着,她的声音布满祥光

 

极度的宁静集中在神的家
离天最近的神,离百姓最近,神拒绝“中空”
“而道,一人得道,连鸡犬都舍不得抛下——”
杨如此解释
“释亦即儒又怎样,有好的观点,却没好的行为。”
在通往飞机场的路上,杨突然被激活
他泛光的语言使我热泪盈眶
“但单有语言是不够的——”

 

一种宗教的情绪笼罩着诗人龚,时间对他是不存在
十年前我认识他
十年后,他已认不出我,我们没能进入各自的话语场
事实上我根本没能进入九寨沟的话语场
现代对它是不存在的
偶尔有藏胞唱起“心雨”我还是觉得不如“青藏高原”
--呀啦嗦,那可是青藏高原
我狠狠地拉高声部,我以此与我的神紧紧相触
“愿你的精和我的神进进出出,亲爱的!”

 

我们近在咫尺,有一段共同的旅程就有一段共同的理由
黄昏的转经轮,水是第一推动力
它推着我被你的微笑赞许
来,烧一柱香,一圈、两圈、三圈,吉祥的马儿会驮你到
任何地方对接任何人
你的心一直是空的

 

“什么才是终极价值?”小伙子白为他突然发胖的躯体感到
难为情。一年前他是刑警
如今他只追捕文字。
在寒气透骨的九寨沟宾馆,白和龚互为补充藏传佛教的奥义
“我不迷信,但我已经信了”
“他们为自己划定朝圣目的,然后以躯体为路”
夜晚降临,他们不会越过白线

 

仍然有人幻想用一辈子串上任何辈子
这片海子需要赤裸的沉默
九个寨。三道沟。“阿妈,你又再诅咒我了?”
然后就是微笑,天高气爽,一片无需诊治的尘土!
我回来,直到月亮升起在五彩池上,月光从变幻的池上
涌出——

一万张不安的邮票和它们的灭绝伦理!


199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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