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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琪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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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写作”浮出水面  

2009-07-30 18:33:00|  分类: 安琪收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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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产写作”浮出水面

                  2004-12-22 东方早报  赵岚 刘冰

 

    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分层的新发生,与之相应的文学写作也因此呈现出了新的分野。

  近日,一个叫大刘的上海青年老板写作的一本名为《3年记忆,4年忘却》的自传体小说,使得一个新的命名——“中产写作”开始浮出水面。

 

                             “中产写作”登场

 

  有一则关于中产气质的故事流传甚广。故事是这样描述的,一位中产先生开着大奔准备出行,在倒车时,撞倒了一位收垃圾的老婆婆,垃圾袋子散落一地。见此情景,这位中产先生马上下车,扶起老婆婆,并确认她没有受伤,然后笑着挽起袖子帮她拾掇起地上的垃圾袋。

  故事还假设了另一个镜头:这位先生跳下车,开始大骂,并愤愤地踹着未散落的垃圾,最后上车扬长而去。

  故事最后说,如果你看到的是后面这个镜头,那么这个人绝不是中产,最多只是个暴发户。因为,做一个合格的中产阶层,要比穷人更懂得尊重。要知道对他人的尊重已不是用来换取他人对自己尊重的等价物,而是平衡自己人格天平上的一颗砝码。

  在中产的词汇中,据说,“美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产生于极端反差的碰撞,使我们感到耀眼和温馨。”

  显然,温和是中产阶层一种文化美学。这既统一于他们的行为中,又统一于他们的文本中。

  与其他许多作家不一样,一个70年代出生的人,在“愤青”横行的时代,却能在记者激烈而尖刻的问题面前始终表现出一种难以描绘的温和心态,没有一个脏词,没有一点愤怒,这就是《3年记忆,4年忘却》的作者大刘。

  温和,大刘说他自己的写作就是朝向这种努力的,因为“灵与肉激烈的辩证法”已经在他那里不奏效了。他说,时代正在发生转换,以前那种“对抗式”写作,无论对心灵抑或是肉体,都已不具有建设意义了,生命的意义需要重新思考。

  在《3年记忆,4年忘却》中,主人公老孙出生在一个讲理想的年代,却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重现实的时期。中国社会在他们的青春成长期发生着重大的改变,这一切使老孙们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同时也不得不在各种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缝隙中作艰难的挣扎。

  这样的题材如果发生在其他作家的文本里,那一定是很激烈的,甚至是托尔斯泰式的精神拷问,但在大刘的小说中,老孙们既崇尚前卫的浪漫,又难舍传统的保守,虽然心灵是不安于现状的,但行动上仍然小心翼翼。他们常常会感到迷茫,偶尔地出轨,但生活是完整的。

  在大刘的小说中,他没有像传统作家那样用力量去对抗社会,用大刘自己的话说,他笔下的主人公对待世界的态度一般相对宽容,没有那种苦大仇深的恨与粗暴,这也有可能是“商人以和为贵”的习惯思维使然。

  推出该小说的世纪出版集团文景公司编辑王蕾认为,“中产阶层的作家来到这个时代,他们所代表的许多价值与观念同职业作家及小资主义者完全不同。他们有自己崭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先从嘲弄自己开始,带有对自己和自己同时代人的痛苦和欢乐的经历的思考和理解。”

  实际上,在《3年记忆,4年忘却》中,老孙集合了上世纪70代人这个中产群体的一幅自画像。大刘自己也表示,他喜欢对自己进行嘲弄和调侃,因而文本间微微的反讽随处可见。

  有评论家说,中产趣味已经成为引领今天消费文化的旗帜。大刘也承认,当代作家被商业左右得厉害,但他认为他自己的写作则十分自由。他说,他自己写作这部小说没有一点赚钱的意图,这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即使有,那也是出版社的意图。

  大刘说,如果要讲局限的话,他对写作的唯一一点担心是“会得罪人”,因为他常常会将身边的许多人写进文本。除此之外,这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愉悦。

 

                   中产写作,文学的回归?

 

  在《3年记忆,4年忘却》出版之前,一类描述中产阶层自我精神历程的文本曾一度成为网络文化的一个生长点。如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名为“董事长”的文学作品《特别内向》等,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阅读。

  对中产阶层作家的定位,据说是“在名校学习或进修过,有着良好的国际化背景,个人资产在300万-2000万之间”。

  实际上,大刘目前的身份是“美地行”房地产营销公司的老总,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而他却用一种自嘲的口吻说,“一个最世俗的科系”。同样,《特别内向》的作者“董事长”,毕业于南京大学国际金融系,而今从事电力、金融等投资工作。

  在1980年代以来,文学一直在不断被边缘化,曾经萌生着光荣与梦想的“文青”,在后来的“下海潮”中几乎云飞鸟散。在市场和机械复制的双重引诱之下,文学拥有的理想之光渐近消失。

  但几乎整整20年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又回来了。“中产写作”就是其中的一个面目。而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的湖北知名作家刘醒龙就认为,“无论它被命名为什么样的写作,这都可看作一种好现象。”他说,“无产阶级写作也好,资产阶级写作也好,只是一种命名称谓,而文学本质没变。”

  刘醒龙说,前一阵子,文学被贬低得厉害,人们纷纷弃它而去,现在喜欢它的人们又以不同方式回来了。此前,后现代作家或超文本写作者们宣布,小说已经死了。但刘醒龙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小说还没有死去,也不会死去!”

  现居北京的女诗人安琪则把这归结为每个人的“文学情结”。她说,一些人成为中产阶层以前是个狂热的文学青年,而且这种爱好深入骨髓,但之后由于事业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暂时远离了文学,有了间离,后来这些人通过物质上的奋斗,实现了一定的自由,因此,“文学情结”再度成了他们自身存在价值的证明。一些人因此重新提笔开始写作,另一些则用赞助文学的方式来体现,比如前段时间分别在北京、广州、成都、杭州等城市举行的诗歌朗诵会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一种精神的自我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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