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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琪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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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杨四平《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白鸦  

2009-07-27 12:46:00|  分类: 中间代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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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诗即是反思中国的现代性

——读杨四平《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

 

白鸦

 

    近日读杨四平教授新书《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以下简称《史论》),感觉他的两只手伸得真够长,一只手伸到了龚自珍、魏源、黄遵宪、丘逢甲、梁启超等人的身后,即晚清后期的旧式“诗文革新”与新式“诗界革命”;另一只手伸到了我们的脚边,即包括惯性写作与积极新气象在内的21世纪初种种新诗乱象。大约因为杨四平也写诗的缘故,此书读来轻松晓畅,并未见他板起学者面孔,故而并无枯燥的学究气。细读此书,多有共鸣,受益匪浅,待掩卷回想,竟然还体会出此书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所谓一个中心,就是在文学整体观的统摄下对百年新诗理论作出再批评;两个基本点则是“对新诗革命的界说”与“对中国现代性的追寻”。这两点,正是把握中国新诗以及新诗理论演进脉络的明线与暗线。特别是对中国现代性的追寻,将中国新诗理论的演进历史与中国社会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捆绑在一起考察,体现出了《史论》的最大特点。可以说,《史论》对中国新诗精神的追寻与反思,即是对中国现代性的追寻与反思。

 

    整体观:有头有尾的新诗理论史

 

    关于中国新诗史或新诗理论批评史的研究,近年来虽著述甚多,但整体观把握得较好且多有创新论调者,却所见无几,应该说杨四平教授的《史论》是颇有新意的一部。

    说到新诗研究中整体观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一头一尾的缺失。所谓头的缺失,就是溯源不清,中国新诗的精神源头究竟应该追溯到哪里?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后来的新诗运动?《史论》将此追溯到晚清后期,从黄遵宪、丘逢甲、梁启超等人的改良思想谈起,认为“新式诗界革命,……主要取决于国内改良运动”。实质上,《史论》所论及的这个新诗精神的起点,正是中国社会寻求现代性的起点。显然,《史论》是将中国新诗理论的演进历史与中国社会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捆绑在一起考察的,现代性在中国社会反反复复的建立与失落,正是新诗理论发展演进的大背景。

    所谓尾的缺失,就是对80年代以后的新诗研究不足,特别是90年代末至21世纪的前几年。关于这一阶段新诗理论的演进发展,大多数论者在著述中语焉不详,究其原因,一是水平使然,知难而退,宁愿做个南郭先生混口饭吃,绝不敢尝试创新以防露出马脚;二是风气使然,人为地避开,比如某些貌似公允的话语权的狭隘性、排他性与守旧性。《史论》却不同,不仅对新时期的民间写作、口语写作、草根写作、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代际写作等多种现象均有论述,而且这些论述均有明晰的批评观点,并非限于材料的搜集和梳理,比如对当下种种伪先锋诗歌理念的批判,对潜伏在种种诗歌现象背后的新思潮的预见,等等。可以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比如对中间代写作的批评总结。

    不论中间代写作究竟价值如何,它都是一种在新诗史论著作中尚未被正式评价的现象。作为第一个系统分析并肯定了中间代写作价值的新诗批评史论著作,《史论》首先区别了中间代写作与中年写作的不同,然后在代际写作的框架下,将中间代写作归纳为八种写作倾向进行逐一分析,并找到它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新经验,最后,《史论》给了中间代写作这样一段评语:“中间代,……就是在不断地逃离又不断地回忆之间,在认认真真地生活与遥望终极关怀的生存之间”。虽然本人并不完全赞同《史论》关于中间代写作的论述,但能在一部新诗理论批评史著作中读到这样超前的内容,是很令人兴奋的。

 

    明线:对新诗革命的界说

 

    不可否认,历次的新诗革命积极推动了中国百年新诗的发展,这是把握中国新诗以及新诗理论演进脉络的一条明线,所以很有必要对历次新诗革命的发生、发展、意义作出宏观的、尽可能准确的界说,这样才有利于看清百年新诗的发展真相。那么,时至今日,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新诗革命的意义呢?

    诗人于坚曾提出“二次革命”说,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一文中,他将第三代诗歌视为白话文运动以来的第二次汉语解放运动,听他的口气,大意似乎是:胡适第一,于坚第二。不知道于坚所谓的“汉语”究竟是指什么,如果我们非常狭义地理解“汉语解放”这四个字,于坚之说或有道理,但“汉语”难道就是指词典上的那些汉字组合吗?或者“汉语解放”即意味着口语写作?当然,于坚发表那篇文章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有意思的是,不久前的2005年,著名学者吕进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度复兴》的文章,该文所站的姿态比于坚那篇文章“高”多了,吕进先生认为百年新诗仅有一次革命,即胡适们对旧诗的否定,至于百年以来的其他种种现象,无非就是对否定的否定,无非就是正在重建中的第二次革命。言下之意,新诗的第二次革命尚未完成。似乎在吕进先生的眼中,新诗运动就是白话文向文言文发动的一场伟大战争,后来的种种诗学探索如现代性、反崇高、解构等等,不过是战后重建罢了。这让人不得不怀疑该文所谓的“对旧诗的否定”究竟是指什么,难道新诗革命仅是文体革命?或者就是白话文革了文言文的命?如果按照该文的逻辑,革了个人主义命的“文革诗”自然就算不上革命了,革了集体主义命的朦胧诗自然也算不上革命了,照这样下去,大约要等到中国诗人用字母写诗的那一天,新诗的第二次革命才算到来。

    与以上二位的论调所不同的是,《史论》作出了“新诗的三次革命”之界说:“……其实,新诗史上发生过三次重大革命。20世纪初的第一次新诗革命,确立了新诗的合法性存在;而40年代《讲话》的发表,宣判了新诗主体性和现代性的死亡,钦定了新诗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崇高地位,导致了新诗第二次革命的发生、发展;直到新时期,朦胧诗以反抗‘文革诗歌’的蒙昧主义为使命,策动了新诗的第三次革命。……因此,就目前情形而言,新诗仍然处在第三次变革中。新诗要突出重围,必须来一场新的革命。”

    不难看出,《史论》的“三次革命”之界说与其他的种种界说迥然不同,主要体现在五个层面:一是对20世纪初第一次新诗革命之前的中国新诗精神源头的追溯,这其实就是对中国现代性的追寻;二是将40年代《讲话》的发表以及由之引发的文革诗歌视为第二次革命,这其实可以看做是对中国现代性的追悼;三是将朦胧诗以后的种种诗歌现象归结为“广义的后朦胧诗歌”,包括了第三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的新诗,这其中既有惯性写作的成分,也有“它们内部的确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新气象”;四是基于广义的后朦胧诗歌对第四次新诗革命所作的准备,前瞻性地暗示出即将到来的第四次新诗革命的理念核心“中产阶级性”;五是以“现代性追寻”与“新诗整体观”为统摄。

 

    暗线:对中国现代性的追寻

 

    很显然,在对新诗革命进行界说的背后,还有一条把握中国新诗以及新诗理论演进脉络的暗线,此即是统摄整部《史论》的“现代性追寻”。该书开篇的绪论即借用奇格蒙特·鲍曼的概念“流动的现代性”,旨在概括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总体特征,并指出“制度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是交迭着朝前发展的”。其实这还只是略说,细究起来,仅就新诗的第一次革命往前溯源,从晚清到五四,与审美交迭朝前发展的现代性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器物的现代性(洋务运动)、制度的现代性(戊戌变法)、激进的现代性(辛亥革命)、思想的现代性(五四运动)。

    《史论》所界定的新诗第一次革命,表面上看与于坚、吕进先生所说的几乎一样,都是指白话文运动,事实上区别很大。《史论》将第一次新诗革命的意义表述为“确立了新诗的合法性存在”,这显然不仅包含了于坚所说的“汉语解放”和吕进先生所说的“对旧诗的否定”,更是基于现代性在中国社会逐步建立的大背景,揭示出新诗的合法性中所包含的个人主义的合法性、启蒙主义的合法性。

    与众不同的是,《史论》将第二次新诗革命界定为“40年代《讲话》的发表”,并指出这次革命“宣判了新诗主体性和现代性的死亡,钦定了新诗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崇高地位”。很明显,第二次新诗革命是革了启蒙的命,革了个人主义的命,革了现代性的命。甚至连新诗读者的命都革掉了,重要的读者已不是作为被改造者知识分子,而是身为革命主体和领导者的工农,主要是农民。对于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而言,第二次新诗革命显然是一次黑暗的革命,或者干脆说它是反革命。在《史论》看来,第二次革命的持续时间是很长的,直到“新时期”,直到朦胧诗策动第三次新诗革命,也正是基于此,《史论》才认为朦胧诗的第三次革命是“以反抗‘文革诗歌’的蒙昧主义为使命”的。所以,不要以为这种反革命不是新诗革命,就像不要以为中世纪不是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如果把新诗的第二次革命比喻为新诗的中世纪,朦胧诗的第三次革命大约就是新诗的文艺复兴了。

    所以说,《史论》对新诗理论批评史的梳理和再批评,即是对中国现代性的梳理和再审视,当我们看到中国新诗的主体性一会儿高扬一会儿死亡,其背后,正是中国追寻现代性的起起落落,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可以说,对中国新诗的反思即是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五四运动是第一个分水岭,之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将现代性引入中国。之后,民族性像一股洪流压倒了现代性,而“40年代《讲话》的发表”可以看做中国现代性彻底失落的标志。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第二个分水岭,现代性在中国重新苏醒。但随着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学和新左派的出现,现代性在中国再次遭到怀疑。这就是现代性在中国的兴衰史,而伴随着它的,正是新诗理论的兴衰史。

    ……

    我们知道,百年中国新诗一直有着很深的后殖民情结,对西方诗歌既依赖又想摆脱,新诗理论也有这种情结,而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也是这种情结的反映。由于受到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是既渴望又怀疑的。《史论》似乎在警示我们:五四前后与90年代前后,现代性在中国的际遇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与现代性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中国新诗,是否也会有陷入历史的循环之危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把持新诗批评话语权的落伍者们,他们亲手缔造的碌碌无为的新诗批评,即是扼杀创新、限制自由的奴才批评,胡适曾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叹:“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同样的道理,新诗理论的发展靠奴才批评是没有指望的,这需要年轻的批评家们集体努力,走出现代性焦虑,走出已经碌碌无为十几年的中国新诗批评现状!

 

    2009-07-26 芜湖

 

    注:本文中,引号内所引用材料均出自《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杨四平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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