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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琪的博客

诗有神,万物有灵。

 
 
 

日志

 
 

关于当代诗歌的对话(1)/马铃薯兄弟Vs潘洗…  

2009-03-03 13:42:00|  分类: 安琪收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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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当代诗歌的对话(1——20)

             马铃薯兄弟Vs潘洗尘,2009年2月12日

                         

  1、马铃薯兄弟(以下简称马):在开始这个筹划已久的交谈的时候,我仿佛乘着一双透明之翼栖落到了一块空阔的地面上,那是20世纪80年代。在那个年代里,跃动着众多被诗歌蛊惑和控制的年轻生命——如今这些生命都已进入人生的中年。在那个可以用“火红”形容的诗歌年代里,涌现一大批闪亮的诗歌面孔,可在时间迷雾的磨蚀下,很多面孔都已模糊,留下令人惋惜的背影。在我的感觉中,你在80年代中期以后,也从读者的视线里悄然淡出,留下了大段的空白。所幸,你在近年来了个华丽转身,再一次来到了诗歌现场。20年的光阴仿佛一下浓缩了。归来的你仍然充满热情和生机。我非常好奇地想了解,你当初具体是在什么时间点上离开了当时的诗歌现场的?是什么原因或者力量促使了那次离场?有创作本身的原因么?
    潘洗尘(以下简称潘):确切地说,我离开诗歌现场的时间,应该从1986年的暑期——也就是我结束四年大学生活跨出母校大门的那一刻算起。
    如果一定要给我的这次离场找一个原因的话,可能或多或少和以下事件有关吧:
    一、客观地讲,诗歌不仅温暖和照亮了我的青少年时代,他还切实地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写诗,我在大学三年级时曾被省里授予过“创造型人才”称号,这使我在1986年大学毕业时可以不用受困于“不能留省城、不能出教育口”的相关规定,并经当时主管教育的一位副省长批示获得了一个可以去报社工作的“特批名额”;但也正因为写诗,所以当时我也很不受当时系里一位主管分配的系领导的“待见”。在决定毕业分配去向时,我的“特批指标”硬生生地被这位系领导“分”给了一位他眼里的“好学生”,而我这个“不虚心、不安分分子”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学年100多个同学奔赴新的人生,一个人继续留校等待分配。
    恰好,那时团中央搞了一个全国大中学生文学夏令营,让我随营去给营员们谈“理想与人生”,并请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随行录制专题。生平初遭“重挫”的我索性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赶到武汉,登船随夏令营去了重庆。尽管后来我还是颇费周折地去了报社报到,但那次“分配事件”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我——写诗,毕竟在当时还被很多权利体系的人认为是一种很“离经叛道”的事!
    二、到报社工作后,我如愿以偿地做了副刊的诗歌编辑。每一个曾置身过当时诗歌现场的人如果不健忘,一定会记得那时的报刊诗歌版面都是“稀缺资源”。而当时能经常在报刊公开发表作品的诗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诗人本身就是报刊的诗歌编辑——记得当时我还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这种现象。现在想来,我在刚一获得签发稿件权的时候就终止了自己的写作,恐怕和我当时撰文批评那种现象不无关系,至少也是一种“避嫌”吧。
    三、应该说,曾经利用毕业分配“整治”我的那位系领导有一点绝对没有看错,那就是我骨子里的不安分——就在我刚刚当了诗歌编辑还不到半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令当时许多报社同事都难以理解的决定——离职,闯荡深圳。当时报社不放人走,我硬是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关系——只为放弃一份当时许多人都梦寐以求的体面的公职。而从作出决定到办完全部手续最后成行,前后只用了一周的时间。那是1987年的2月。
    此后不久,我便开始漂泊商海,饱尝创业的艰辛——这也无形中使自己的身心与诗歌写作渐行渐远。好在我虽然从写作的意义上远离了诗歌现场,但诗歌的火焰却一刻也未曾在我的心底熄灭过。从1986年至今,我一直订阅着国内出版的所有诗歌报刊,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所以现在我手上的各种当期的诗歌报刊总是有两份同样的——一份是各编辑部赠阅的,一份是我自己订阅的——包括目前和我系出“同门”的《星星》上半月刊。

 

    2、马:你最重要的诗歌活动集中在朦胧诗之后,当谈到那个时期的诗歌写作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诗歌存在,就是大学生诗歌和大学生诗人群。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诗人写作,不是一般的“活跃”、“繁荣”可以概括,简直可以用“遍地开花”、“一望无际”来形容。那是一个东南西北相互呼应的庞大阵容。而且,从诗歌发展脉络的角度来看,大学生诗歌写作并不仅是大学生诗歌而已,而是当代诗歌传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可惜,现在的论者大多对那一重要诗歌现象吝惜笔墨,或者压根不提,或者一笔带过。你认为,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现在的主流诗歌研究仿佛是相约集体漠视一般的对那个阶段集体沉默,致使大学生诗歌在史家的描述中成为无足轻重的存在这一现实?
    潘:我早就注意到了你谈到的这一现象——也就是当代诗歌史对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漠视”,所以《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从今年起才专门开辟了一个重点的专栏《被遗忘的诗歌部落》,目的就是要打捞真象,还原历史。
    关于这种不应有的现象的产生,客观上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虽然80年代初期大学生诗歌不论从创作队伍和作品数量上都堪称中国诗坛的“主力部队”(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到1986年间,在校大学生诗歌创作队伍前后集结多达数百万人,其中能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作品的就多达数千人。而由大学生自己编辑出版的诗歌民刊更是多达数万种。1980年《诗刊》举办首届“ 青春诗会 ” ,邀请的17位顶尖青年诗人中,就有7位来自大学校园)。但当时的诗歌批评界并没有对这一罕见的诗歌盛景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无疑为80年代大学生诗歌被后来的当代诗歌史学家们集体漠视埋下了“伏笔”。究其原因,可能是源于当时诗歌批评界的短视以及对方兴未艾的新兴大学生诗歌运动的认识不足和理论准备不够。加之当时从事诗歌批评的专家学者本就凤毛麟角,而一场有关“朦胧诗”的论争几乎使当时所有从事诗歌批评的人都卷入其中,并持续数年。直到后来集体批判“三个崛起”,更是使本就孱弱的中国诗歌批评界一下子又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境地。而这一其间,又正好是大学生诗歌如地火喷发的时期。
    二、虽然从“86大展”之后,正是当年的大学生诗人构成了后来的“第三代诗人”的主体,但此前,大学生诗歌虽在创作上日渐蓬勃,但其过于多元的形态,使其显有清晰而统一的美学与诗学主张,再加之大学生诗人身份的流动性,仅从分类学的角度上说,这也为后来的研究者们带来了一定的研究障碍。
    三、随着80年代中期一批优秀大学生诗人的集体离校,和再后来因各种原因的集体离开诗歌现场,伟大的80年代大学生诗潮被日渐功利的所谓的主流诗歌研究有意无意地遗忘或漠视也就更加在所难免了。
    当然,被一起漠视和遗忘的,还有未来中国诗歌史上永远不会再现的数百万颗同时吟咏诗歌的心,和数百万双同时书写并传递诗歌的手!
 
    3、马:在你看来,大学生诗歌的意义和价值究竟该怎么认识?
    潘:从诗歌史的意义上讲,至少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评价80年代的大学生诗潮:
    一、完成了“朦胧诗”的落地、传承与发展;
    二、开辟了中国新诗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写作时代;
    三、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经典的诗篇;
    四、奠定了“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4、马:有人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可以称作大学生诗歌流派,你是否同意“流派”这个说法?如果可以称为流派,那么你怎么归纳这个流派的特点?它具备了哪些流派的特质?
    潘:写作与诗学主张的多元格局,是80年代大学生诗潮从学术意义上的最主要的特征,所以简单地把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归成某一种流派即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是非常不严肃的。
    因此,我们也就不能单单从流派学的角度出发来考证和研究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

 

    5、马:为了更好地认识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诗歌,有必要对其在当时的创作态势与阵容作一个必要的梳理,在你看来,有哪个地域哪些群落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在我们今天和今后回望的时候不能忽略?
    潘:在80年代大学生诗潮中,我认为有七个校园诗人群较为重要:
     一、吉林大学校园诗人群,主要诗人包括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苏历铭等;
     二、复旦大学校园诗人群,主要诗人包括许德民、孙晓刚、李彬勇、邵濮、张真、傅亮、陈先发等;
     三、华东师大校园诗人群,主要诗人包括宋琳、张小波、于奎潮、徐芳、于荣健、郑洁、陈鸣华等;
     四、安徽师大校园诗人群,主要诗人包括姜诗元、吴尚华、曹汉俊、沈天鸿、钱叶用等
     五、武汉大学校园诗人群,主要诗人包括高伐林、王家新、洪烛、李少君等
     六、北京大学校园诗人群,主要诗人包括熊光炯、吴稼祥、骆一禾、海子、西川、戈麦、藏棣等;
     七、北京师大校园诗人群,主要诗人包括苏童、陈染、宋晓贤、伊沙、桑克、徐江、侯马等;
  

    6、马: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诞生,当时的大学生一面是对写作充满狂热,充满发表和交流的渴望,一面是不掌握可以自由控制的正式发表的媒体。变通的的办法就是文学社社刊,那种油印的刊物或报纸,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关注大学生诗歌的官方报刊,比方甘肃的《飞天》,就专门辟有“大学生诗苑”,发表大学生作者的诗作。你能否系统地回顾一下,当时的哪些社刊或官刊是值得观察的?
    潘:其实,当时几乎所有的官刊,都给予了大学生诗歌以充分的关注和版面,你想想就连中国诗歌界最权威的官刊《诗刊》都在首届“青春诗会”上邀请了7位在校的大学生诗人,而且在以后整个80年代举办的历届“青春诗会”中,都有半数以上的在校大学生诗人参加。除《飞天》和《诗刊》外,当时给我记忆深刻的对大学生诗歌比较关注的官刊还有《星星》、《绿风》、《诗神》、《青年诗坛》、《青年诗人》、《诗人》、《诗林》、《当代诗歌》、《诗歌报》、《萌芽》、《青春》、《草原》、《滇池》等等。
    而大学生自办的民刊,标志性的主要有复旦大学的《诗耕地》、华东师大的《夏雨岛》、北京大学的《未名湖》、辽宁师院的《新叶》、安徽师大的《江南》、山西大学的《北国》、吉林大学的《北极星》以及黑龙江省大学生诗歌学会的《大学生诗坛》、重庆大学生联合诗社的《大学生诗报》和福建省大学生诗歌协会的《南十字星》等。
 
    7、马:当初的大学生诗歌写作者为数众多,但按影响和创作成绩来分也是分梯次的,有的人,比如你,宋琳、韩东、于坚、程宝林、孙晓刚、许德民、张小波、张真、海子、张子选、苏历铭、曹汉俊、李亚伟、邵璞、徐芳、马莉等,在我看来都是属于第一个梯次的,作品多,发表量比较大,知名度比较高。还有哪些名字是我们回望大学生诗歌时要特别关注的?
    潘:80年代的校园诗人主要有三个梯队,在比较重要的诗人中,除了你上面提到的这些名字之外,还有处在第一梯队(1977至1978级,大多是1949至1959年出生)的徐敬亚、王小妮、高伐林、叶延滨、孙武军、徐国静、徐晓鹤、王家新、程光炜、赵丽宏、石光华、张曙光、丁当、韩东、周伦佑、曹剑、吕德安、孟浪等;处在第二梯队(1979至1983级,大多是1960至1964年出生)的骆一禾、简宁、翟永明、杨克、陈东东、钱叶用、西川、潞潞、唐亚平、杨榴红、伊甸、臧棣、树才等;处在第三梯队(1984至1989级,大多是1965至1969年出生)的西渡、伊沙、桑克、徐江、侯马、洪烛、中岛、戈麦、蓝蓝、安琪、小海、周瓒等。
 
    8、马:大学生诗歌的火热势头,似乎由于一个在当代诗歌史上强劲有力的名词“第三代”的出现就风光不再。这个由诗人赵野发明的名词,在其后显示出来的生命力,是那么的影响深远。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第三代的骨干,恰是当初的大学生诗歌阵营中走出来的,他们实际上是带枪“集结”,这个“枪”其实就包括大学生诗歌时代的写作积累和成果。值得仔细辨别的是,一部分大学生时代的诗人,被一个新的命名集合,集结到了“第三代”的大屋檐下,而另一些大学生诗人,甚至也包括最活跃的一批大学生诗人,却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被边缘化、甚至无形化了,从此再也没能找到一个被归类和论述的机会。虽然后来出现了“中间代”这个名号,似乎有收容和再集结的意图,但毕竟,命名的力量已今非昔比。在你看来,大学生诗人在第三代命名中境遇的变化具体是怎么形成的?你认为是不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分化?
     潘:其实,“第三代”诗歌命名的出现,更像是一场成功的诗歌“暴动”,虽然从诗学意义上我们至今还找不到其确实的价值,但其对当时及以后整个中国新诗发展格局的正面乃至负面的影响缺是非常深远的。
    但应该说,没有80年代初的大学生诗歌热,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正是80年代初及后来形成的有数百万之众的大学生诗群和数以万计的大学生诗歌社团,才为后来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奠定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基础。这一点,只要我们稍稍注意一下“第三代”诗歌运动发起时那批主将的身份,就更加一目了然了。比如策动并实施“86”大展的徐敬亚和姜诗元,比如“第三代”诗歌的命名人赵野、比如集结在“第三代”旗帜下的一些最主要的诗群“他们”、“莽汉”等等,他们身上都带有浓厚的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背景,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生力军。
    至于一批此前很活跃的大学生诗人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被边缘化、甚至无形化,这也是一种必然。既然是一场与写作本身并没有必然关系的运动,有人参与有人不参与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9、马:请你进一步论述一下,包括你在内的一批优秀的大学生诗歌的代表人物,在被其后的诗歌史描述所忽略,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着决定的作用?
     潘:如果说,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一批农村新移民,那么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高考制度恢复,又造就了一批城市新移民。80年代初,大学生诗歌的所有参与者,应该说都具有这种城市新移民的身份特征和心理特质。而“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每年,随着大批怀揣着理想的青年进出校园,大学生诗歌创作的队伍也就自然呈现着流动的态势。而很多当年在诗坛风光无限的校园诗人,也正是随着后来身份和心理的变化,或迫于工作和生活的种种压力暂时或彻底地离开了诗歌现场,如徐晓鹤、孙武军、高伐林、骆晓戈、徐国静、许德民、宋琳、程宝林、张真、吕贵品、曹汉俊、张建华、赵丽宏、曹剑、张小波、简宁、杨榴红、伊甸、张子选、韩霞、徐芳等等非常优秀的一批诗人。这也是他们被其后的诗歌史描述所集体忽略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但现行的所谓的诗歌史,尤其是由置身现场的人记述的当代诗歌史,将来是否真正具有史学上的价值,也许现在还尚难定论吧。
 
     10、马: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有一些关键词,除了“远方”,“大海”,“西部”,还有一些什么词来着?这些被普遍使用的词汇,是值得研究的,似乎目前还没有人进行研究。这些词的被普遍使用,甚至成为那个时候的时尚用词,我认为是源自一股青春的力气,当然,从深处看,也是因为对一个新的尚不明朗的未来世界的向往之情的表达。但我们知道,青春有时是很盲目的,在一片热情写作的大背景下,使人们在宣导一种青春热情,和对时代某种可能的期待与呼唤的时候,在诗歌的艺术自觉上,是否也存在某种自身的不足,而正是这种不足,导致了后来的被忽视?——当然,文本与资料的缺失,可能也是对研究者的一种阻碍——喧闹的大学生诗歌场景里,是否也缺少一种可阐述的诗歌主张与富有永恒价值的诗歌特质与贡献?或者,那干脆就是一次集体练兵,然后大家注定要各奔东西,各寻出路,各自造化?
    潘:我部分地同意你从诗学意义上对80年代大学生诗潮的概括或判断。但我也不认为青春就一定是盲目的,年轻就必然缺乏艺术的自觉性。不然,我们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兰波在19岁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全部作品了。
    让我们回到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本身,只要认真地重读一下当年的一些经典作品,我们就不难发现,当年的大学生诗歌写作其实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80年代中期学林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宋琳、张小波、孙晓刚、李彬勇的诗合集《城市人》,就算把那些作品放到当下的语境里,其先锋性也仍不褪色。据说当年李欧梵从芝加哥到上海,还特意到华东师大找到宋琳和张小波,对他们的城市诗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批评家朱大可在题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的序文中写到: “象态系统的真正革命,不是对‘意象’的调节,而是新元素‘事态’的出现……当然,你也完全可以把它称为‘情绪事件’。此间我无意否认事态与意象的共生性或分割两者的联系,我只是想证实,在事态诗里事态压倒了意象成为统治者”。我所理解的朱大可有关“事态诗”的论断,其实就是十年后仍被先锋诗人们挂在嘴边的叙事性或叙事策略。但显然,宋琳们的实践要比他们早上五到十年,诚如朱大可先生所言,这项发明的专利应“仅属于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的几个小人物”。
    另外,这两年我还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当下被视为先锋性的写作或实验,我们都能够在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写作中找到他的“先驱”。比如所谓的“口语”写作,其实也早在80年代初就由大学生诗人们率先作出了多样性的实践,我们姑且不说此后二十年来一直被民间写作奉为经典的于坚的《尚义街6号》和韩东的《山民》,也不说“莽汉主义”的代表作李亚伟的《中文系》,其实复旦大学的邵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方面的高手了。
    因此,我甚至认为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不仅不缺少可阐述的诗歌主张与富有永恒价值的诗歌特质与贡献,而且其多元写作的探索与实验,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都会为我们的诗歌写作实践提供某些源头性的东西。
    这样说来,80年代大学生诗潮被当代诗歌史有意无意的忽略,似乎又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了。
 
      11、下面我们稍稍离开一下大学生诗歌的焦点。你作为80年代具有某种标志性的大学生诗人和大学生诗歌的组织者和活动家,我很想了解你诗歌起步与诗歌写作的大致经历。你是在什么时间怎么开始写诗的?怎么萌动起写诗的欲望的?你的第一首诗歌是什么?第一次发表的诗是在什么时间?你什么时候开始自觉地开始进行诗歌写作并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诗人的?
     潘:我最初的诗歌写作可以追塑到70年代末,那时我还在松花江边的一个小县城里读初中。而我第一次尝试用诗歌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情绪是因为无意间读了柳永的《雨霖铃》。在十七岁之前,我几乎自己试填过所有的词牌。而真正接触并试写新诗,则是上高中以后,那时学校里有一个很小的资料室,我就是在那间小小的资料室里,最早从《诗刊》上发现并如饥似渴地阅读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赵恺、雷抒雁、骆耕野、叶文福的。我写过的第一首诗歌是什么早已记不清了,但第一次发表诗歌的时间是1983年,就是《中国青年报》始发的那首《六月我们看海去》。至于自觉地开始进行诗歌写作并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诗人身份,那应该说是近一两年的事了。
 
    12、马:请你介绍一下你80年代大致的诗歌活动?共写了多少首作品?除了写作,你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诗歌活动,请你介绍一下。你当时似乎特别热衷于作诗歌游历?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值得交待一下的?这些诗歌活动给你印象最深的、让你感到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潘:我是一个非常“低产”的写作者。从1982年秋进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到1986年夏天毕业,一共写作并发表了也就70首左右的诗歌。1983年初,我开始着手编缉第一部全国性大学生诗选《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但该书在编选完成后,当时的系领导找我谈话,表示可以帮助联系出版,但编选工作系里要全面接管,而且出版时不能属我个人的名字。所以当次年这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已变成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斗文学社编”,编选者中增加了三位老师和一位同学,只是在该书的《后记》中,才提到了一句“潘洗尘同学做了大量实际的工作”云云。就在该书出版的同一年,我的一篇专门研究大学生诗歌的文章也在《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了。后来,在黑龙江团省委的支持下,我又组建了有来自全省各高校600多会员加入的黑龙江省大学生诗歌学会,并主编出版了全国第一本公开发行的大学生诗刊《大学生诗坛》,很多当年的诗友都还记得哈尔滨师范大学405信箱,那是我们班的信箱,也是《大学生诗坛》编辑部的信箱,每天都被全国各地的来信来稿塞得满满的;还有哈尔滨师范大学学生二舍218寝室,那是我和七位同学同住的宿舍,也是《大学生诗坛》的编辑部,每天,我在这里处理来信来稿编印刊物,也在这里接待全国各地来访的诗友。
    大约从1984年暑期开始,我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停课闹革命”的状态,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游走在全国各高校之间,应邀参加各种诗歌活动。那时的联系方式非常单一,就是靠信件。现在想来非常遗憾的是,1987年我南下深圳时把当年保留的那些信件都一封不留地销毁了,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是查海生的信,总是很厚很厚的,但却满篇写不了多少字。记得还有一次去株洲参加刘波组织的一个活动,等我千里迢迢地赶到了株洲,才知道活动已经取消了,原因是我出发前会议取消的通知还没有寄到哈尔滨。我就是在那次活动上,认识了和我一样遭遇的廖亦武、伊甸、柯平等诗友。20年后,当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已是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刘波时,刘波还深情地回忆起那次“未完成”的活动,并说起当年我和廖亦吾等把酒谈诗,而他一个人在一旁帮我们粘贴报销的火车票等细节。现在想来,也许诗歌真的就是友情物,不然为什么单单诗人间可以以诗为友并因此有了“诗友”这个词,而小说家之间却没有“小友”或“说友”、散文家之间没有“散友”这些词呢?
    也正因为我的这些经历,直接导致了我的大学后半程的大面积缺课,以至于后来我的好多专业课老师纷纷拒绝在我的单科结业考卷上评分,并要求我去参加自学成才考试,理由很简单,我就从来没在他们授课的课堂出现过。
    但我至今仍感到庆幸的是,大学期间的游历生活,一方面避免了使自己做那种填鸭式教育的牺牲品,同时也比同龄人早一些增长了见识,并因此结交了许多可以温暖一生的挚友,如宋琳、苏历铭等。而且,我也并没有因为当年的大面积缺课而成为母校的弃儿,1999年我的母校50年校庆,我仍有幸成为了仅有的两个被请上主席台的毕业生代表之一。
 
    13、马:请描述一下你的写作习惯。《六月我们看海去》《饮九月九的酒》这两首被反复提及并逐渐经典化了的诗歌作品,他们是怎么写出来的?他们具体的写作时间和背景你还能回忆起来么?当时的写作是一气呵成,还是经过了反复的修改才定型的?你一般的诗歌写作大多是随机的,还是经过长期的谋思、积累、反复修改才成稿的?
     潘:《六月我们看海去》的写作时间是1983年初,那时我虽然还从未真正地见过大海,但内心深处却早已被海水和波涛填得满满的了;《饮九月九的酒》写于1992我的三十虚岁生日,当时因为生意的关系我正疲惫地游走于深圳和哈尔滨之间。
     我的写作一般都是随机的,一气呵成的。但产量极低,至今能找到的作品也就百多首,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一年甚至一个月就能写得比我二十多年积累的作品数量总和还多的诗人。

     14、马:回首80年代,你对自己的写作整体上有怎么样的评价和艺术定位?你觉得你那个时代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潘:客观地看自己80年代的创作,和与我同时代的一些优秀的大学生诗人相比,应该说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当然,对于书写者来说,也没有什么是比评价自己的创作更艰难也更愚蠢的事情了。至于贡献,可能通过我当年的一些努力,曾对当年尚处于各自为战的大学生诗歌群落的联络与融合有了某些推动和促进,包括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努力地想通过各种途径对那一段的历史进行必要的挖掘甚至再发现,应该是我在将来回首往事时可以聊以自慰的吧!
      15、马:在我的印象里,你是2007年正式归来的,我很好奇,为什么要重回诗歌?是出于恋旧和对青春岁月的眷念么?还有什么理由?归来的标志是否可以理解为“天问诗歌公约”?请你介绍一下。
    潘:确切地说,我重回诗歌现场的时间,应该比2007年更早一些,大约是2005年以后吧。
    当时我的企业已发展到了一定规模,而我也开始越来越厌倦了商海里的浮浮沉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一个做得非常精美的帖子,内容是回忆《六月我们看海去》和当时那个时代的,很感人。后来我又陆续在网上搜索到了大量根据我早期的诗歌作品制作的动画和录制的歌曲,一些热心的读者还专门建立了我的诗歌网站和论坛。当时我的两首早期作品已被选进了中学教材……所有这些,都温暖和牵动着我在商海浮沉中日益麻木和冰冷的心。应该说,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更多的是在给自己补课,因为毕竟离开现场太久了。但很快我就感觉到,当下的诗歌现场和自己80年代所熟悉的那个诗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一方面,有很多东西令人兴奋,但更多的则是令我震惊和无奈,比如诗人间彼此的阅读和欣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剑拔弩张的话语权争夺;再比如诗歌的门槛被人为地锯掉后,就连诗与非诗这样最起码的标准都变得模糊了……其实,当时我的这些所有发现和忧虑,都在后来的《天问诗歌公约》里有所体现。当然,原本一干志同道合的诗友兴之所致地准备拿来自律的一个公约,后来在诗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说实话这也是当初参与讨论并签署这一公约的每一个人都始料未及的。
 
    16、马:从80年代中期,一直到21世纪头一个十年的后期,有二十年的时间吧,你离开了当代诗歌的现场,这十年里,你是完全停止了文学活动么?还是说你只是离开了现场,但是诗歌在你的个人生活日程中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你只是离开了诗歌活动和诗歌媒体?
    潘:我本人更愿意接受那二十年只是“离开了当代诗歌现场”这一说法。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我曾在1992年和2002年时曾尝试过重新写作,比如那首《饮九月九的酒》就是1992年的作品,当时发表后还于2000年被收进了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但那两次都可以说是“浅尝辄止”,没有坚持下来;二是我上面曾经说过,那二十年里我还订阅着国内所有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所以从某种层面上说,我还是可以通过阅读让自己和当代诗歌保持着一定的接触面;再就是那些年我还经常性地赞助一些诗歌活动和诗歌奖项。所以说,那些年我只是暂时离开了诗歌现场,很少写作和发表并与各种诗歌活动保持了一定距离而已。
 
     17、马:这30年中,有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一批富有诗歌才华的一线诗人、作家离开了写作的前线,潜入了更广阔的生活或创业的海洋。而多年以后,其中的一些人,又陆续开始回游,我把这称作诗人的归来现象。这个名单里既包括你,还有李亚伟、苏历铭,还有周亚平、马松等,我还想作大胆的预言,所有真正触摸到过真正的诗歌秘密的诗人,最终都将会归来,因为他们窥见过诗歌的奇妙,不管他们离开诗歌多久,在青春时期注入血液的诗歌,已经形成了一种生命基因,使他们欲彻底忘怀也不可能彻底忘怀。我想了解,在当初离开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的状态?你对这种归来有什么个人的感悟么?
    潘:在青春的岁月里,我们往往误以为生活就是诗了。可以说,学生时代的我们也有这样的生活形态和资本。但毕业后一走向社会,你就会发现生活中其实时时处处都充满了与诗格格不入的东西。我之所以一离开校门就终止了写作,可能这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吧。另外,在我的心里,诗歌本就应该属于“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诗人都应该是生活从容的,至少在奔波和劳顿中尚能保有一颗干干净净的诗心,但这实在是太难做到的事情了。应该说,当年我开始写诗的那个年代,正值中国诗歌生态最好的时代,那时的诗歌多干净啊!那时的诗坛多干净啊!那时的诗人多干净啊!四海之内皆兄弟!我想,如果把我当年二十岁左右的青春丢到当下的诗歌生态里,也许,我不会再像当年那样,选择让自己的灵魂与诗歌为伴吧!
 
    18、马:在归来之前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你和诗歌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有写诗么?那时诗歌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潘:“剩一双眼睛,凝视黑夜;留一颗心,抚摸诗歌”,这是我在进入新世纪之初就写下的一段心语。我想,这基本上可以说明在离开诗歌现场的那段日子里,我和诗歌的关系,或者说诗歌在我心中的位置。至于写作,前面我曾说过,有两次曾尝试重新提笔,但都没有坚持下来。

    19、马:谈谈你归来后的诗歌活动,该主要从哪些方面来考察你的归队行程呢?
    潘:如果从2005年算起,这几年我大约写作并发表了50首左右的诗歌,并先后出版了三本诗集和一本随笔集。当然,这几年也陆续参加了很多诗歌活动。如果一定要考察我的所谓“归队行程”,抛开创作不说,我想2007年开始的“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系列活动(《天问诗歌公约》就是在这个系列活动中产生的)、编辑出版《诗探索丛书》和接办《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线索吧。
 
    20、天问诗歌公约,曾在诗歌圈甚至是公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以一次宣言和行动的形式,把诗歌的形象,以正面传播的方式推到了公众的视野,在关于诗歌的很稀少的信息中,成为对公众具有某种导引意义的诗歌信号。能不能请你详尽地描述一下,“天问诗歌公约”作为一个影响一时的诗歌事件,其产生的背景和过程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严肃中不乏游戏精神——我的感觉——的公约?我认为,这个行为的影响是很正面的,但也激起了某些负面的反应,甚至出现了针对你个人的批评甚至攻击,你如何看待这种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反应?
    潘:前面我已谈过,在回到诗歌现场最初的那些日子里,自己是既兴奋又无奈。兴奋的是好的诗歌太多了,值得自己认真阅读和好好学习的作品也太多了;无奈的是,差的诗歌也太多了,无格无品的诗人也太多了,而我们古风中诗人间彼此的阅读和欣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剑拔弩张的话语权争夺。诗歌的门槛也不见了,连诗与非诗这样最起码的标准都模糊了。2007年初,首届“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系列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中,与会的14位诗人和我的一些认识不谋而合。所以大家倡议搞一个“公约”,用于我们14位诗友自律,也就是所谓的正人先正己吧。这就是后来引起很大反响的《天问诗歌公约》。至于它的某些负面反应,包括后来出现的针对我个人的一些批评,我认为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了,对于其中的一些与学术无关的人身攻击,当时我至少还是很不适应的,但现在我的适应能力就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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