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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琪的博客

诗有神,万物有灵。

 
 
 

日志

 
 

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  

2009-02-22 18:32:00|  分类: 安琪收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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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虽然“新诗界国际诗歌奖”目前只颁一届,但诗人李岱松(曾用名李青松)为此付出的心血仍值得敬重!自2006年广济寺偶遇他和诗人多多后,就一直没有他的踪影,想来信佛的岱松一定更有修为。祝福他!——安]

 

      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

            (2004年6月22日中国现代文学馆  录音整理:霍俊明)

 

唐晓渡: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现在开始。各位朋友在百忙之中参加这次典礼,使我们感到荣幸和高兴。因为组委会的一些疏漏给大家造成了一些不便,请大家谅解。请首先允许我把到场的嘉宾介绍一下。他们都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诗歌界、艺术界、批评界的朋友。我根据邀请名单列不分先后:著名书法家张仃先生,老诗人蔡其矫先生,著名书法家王学仲先生,老诗人灰娃女士,老诗人成幼姝女士,著名批评家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先生,著名诗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先生,著名批评家、中国诗歌协秘书长张同吾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泽洲先生,学者、原人大副校长谢韬先生,批评家、《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沈卫星先生,新浪网文教中心总监侯小强先生,著名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先生,诗人、批评家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敬文东先生,诗人、批评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先生,著名诗人林莽先生,著名诗人孙文波先生,著名诗人宋琳先生,青年诗人杨晓民先生,著名书法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先生,著名诗人刘以林先生,诗人叶匡政先生,著名书画家蔡印龙先生,澳中文化经济促进会会长金伟国先生,学者诗人胥继红女士,平面设计艺术家胡雪琴女士,著名诗人宗鄂先生,著名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士杰先生,著名青年女诗人安琪女士。今天出席我们颁奖典礼的还有两位嘉宾,他们是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的特派代表芮琳女士、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代表王琦女士。著名诗人王耀东先生,著名诗人陈有才先生。让我们再一次衷心感谢这些参加典礼的各位嘉宾。

陈超:我先介绍一下评委会和组委会。谢冕先生,杨匡汉先生,蓝棣之先生,吴思敬先生,叶廷芳先生,赵振江先生,王光明先生,沈奇先生,树才先生,唐晓渡先生,以及我本人陈超。下面我们介绍获奖诗人。“北斗星奖”著名诗人牛汉先生,著名诗人洛夫先生,瑞典著名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先生,他有事不能亲自参加大会,特请著名翻译家李笠代理并致受奖辞;“启明星奖”著名诗人西川先生,王小妮女士,于坚先生。下面请谢冕先生代表评委会、组委会发言。

谢冕:首先我觉得这次评奖有一些特点。第一个特点我认为就是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诗歌奖,评国际诗歌奖这在国内是第一次;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评委都是通过通信的方式进行的,事先并没有划定范围,而是每个评委在自己的视野当中,在自己的阅读经验当中认为哪些诗人是优秀的,是可以入选的,提供一个比较宽泛的名单。然后根据这个名单的得票的多少,最后确定入围的诗人的名单。没有交换意见的时候,都是充分尊重每一个评委的意见的。这次评奖充分体现了“独立、客观、公正、透明”原则。可以说,诗歌是快乐的也是让人敬畏的,诗歌使人的心灵明亮。诗歌没有国界,诗歌是人类的宗教。最后我将我在《光芒涌入》中的一段话读给大家:“感谢牛汉先生,感谢洛夫先生,感谢特朗斯特罗姆先生,感谢你们为人类的智慧和良知所做的不朽的贡献。借此机会,我也向比我年轻的亲爱的朋友西川、王小妮、于坚致意,你们的诗歌光芒,如同你们获奖的奖项名称一样:启示着明日的辉煌。谢谢大家!”

陈超:下面请李岱松先生代主、协办单位讲话。

唐晓渡:李岱松就是李青松,改名是为了将“青松”更具体为泰山顶上一棵松。

李青松:我讲的题目是《以诗为旗,视诗如归》。尊敬的获奖诗人和各位嘉宾:你们好!因为诗的缘份,你们从瑞典、从加拿大、从深圳、从昆明、从西安、从湖南、从石家庄、从天津、从五湖四海、六环内外,不辞辛劳来到这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最高殿堂,出席在中国大陆设立的第一个国际性奖项的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亲历泱泱大国的光荣与梦想,畅想世界现代诗的高远与辉煌。作为这个奖项的组织者,作为一个缪斯殿堂的朝香者,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为神圣的诗歌,为充盈诗意的你们。在此,我热烈地欢迎你们,深情地感谢你们!正如著名诗评家谢冕先生所言:诗是一种宗教。我们的获奖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先生把诗作为一种积极的禅坐,于坚先生把诗作为返回大道的过程,西川先生在漫长而广大的创造序列里,牛汉先生在诗中体现人文境界,洛夫先生以诗呼唤那个美好时代的到来,王小妮女士在沉醉中发出“现在,就是最好”的呼喊。我们已在评委主任和获奖诗人的宣言中,已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真正的诗歌精神,并得到强烈地照亮,和澄澈的激荡。诚然,诗乃宗教,心灵的宗教。修行有八万四千法门,诗是修行的方便法门,从事纯粹的诗歌事业是入世修行的不二法门,也是供养诸天的无上妙品。佛祖在讲经说法时,讲到最精采处,最高妙处,最不可言说处,最不可思议处,都是用诗偈来表达,都是缪斯的信使来传递,各大宗教道儒耶回诸教诸主亦复如是。真正意义的诗,最高精神的诗,即是人天圣典、法界心经,非大磨难、非大慈悲、非大觉悟者不可为也。所以我尤为景仰彻悟万物真谛、通达天地法则,和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济时渡世的精神的大诗人。所以我入道修行以来,特别是入世创办《新诗界》以来,就是要张扬纯粹的诗道精神,把真正的诗人当佛供,把真正的作品当作佛经诵,把《新诗界》作为庙来修,把诗爱者当作善男信女待。所以把“善待诗人、善待诗歌、善待诗爱者”作为自己办刊的原则,并誓要为真正的诗人做些实事,为真正的诗歌做些正事,为纯粹的诗爱者做些益事。我也时刻祈求大自然赐予我神奇的力量,赋予诗歌神奇的力量。这也是我,一介凡夫,本着这种心力,随缘依道要做这个“新诗界国际诗歌奖”的原因。不是我有何德何能,而是我背后有一个博大的传统和精神,在维系着我,在支撑着我,在推动着我。这种精神不仅仅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汉诗传统和精神,还有一种比这个传统更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和比这种精神更为神秘莫测、妙不可言的精神。也正是这种传统孕育了我的血肉,这种精神冶炼了我的风骨。也正是这种传统和精神,使我有缘在诗歌的大道上走到今天,从边远的山乡小道,走上了高远的诗歌大道;也正是这种传统和精神、使我在艺术思想探求的大道上走到了今天,有缘创建《新诗界》,运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法会,更有缘让我拜识诗坛诸山长老、诗界大家,为神圣的缪斯护法,为诗歌的精神效劳,并以此作为自己最大的幸荣,和最高的福祉!

无论诗歌的处境如何,无论面前的处境如何,我誓要以生命为诗,以诗殉道,大义凛然,视诗如归,矢志不渝地追求神圣的诗歌理想和高远的宗教精神,并作为自己最终的目的和最大的心愿。这也就是我们把颁奖定在今天,五月初五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也就是要以此为契机,传承先辈屈原那悲天悯人、忧国忧民、光照千秋、泽被万代的诗歌精神,以此召唤人们爱心的回归和诗意时代的到来。谨此,请让我们一起为诗歌祝福,为诗人祝福!同时,更要为已经开始降临或必将来临的诗意时代而纵情欢呼!谢谢大家!

唐晓渡:还有一个遗漏,今天出席典礼的还有重要的老诗人屠岸先生。参加今天典礼的新闻媒体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他们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凤凰卫视、阳光卫视、北京电视台、《中国日报》、《环球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文学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北京晚报》、《中华读书报》、《华夏时报》、《京华时报》、《北京娱乐信报》、《北京晨报》以及新浪网的朋友,让我们对他们的到来再一次表示诚挚的感谢。下面我们欢迎瑞典大使馆的代表芮琳女士致辞。

芮琳(李笠翻译)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这个发奖仪式,这个奖第一次颁给欧洲国际诗人,作为我特朗斯特罗姆的读者,我很高兴。特朗斯特罗姆是瑞典近五十年来在瑞典和国际诗坛享有威望和声誉的诗人。我刚才看了给特朗斯特罗姆的授奖辞,主要给80年代中国诗歌的影响,很高兴。今年三月我参加了在昆明的一个诗歌奖,认识了在座的诗人牛汉、王小妮和于坚等诗人。这次昆明的诗歌奖和2000年开办的特朗斯特罗姆的咖啡馆有联系。今天我参加这次会议突然想到一个瑞典的年轻诗人Stilanson对特朗斯特罗姆的一些看法。我通过会议感到和诗人能有沟通的东西。最后,谢谢我的翻译李笠先生。

唐晓渡:本来瑞典大使馆还有一批特朗斯特罗姆的崇拜者包括在北京的一些读者,他们都准备来参加今天的这次颁奖典礼,但有些外事活动有的没能到场。下面,我们请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先生发言。

吉狄马加:我完全是一个以诗人的身份来参加这次有意义的诗歌授奖仪式,应该说这次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的颁布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国际诗坛来讲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这个奖授给相当有影响的几位诗人,我想这本身就肯定了诗歌作为人类精神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种思想生存方式的延续性。这本身也肯定了我们诗人在人类社会的思想发展过程当中,无论是作为一个良知还是一个良心的事实上的肯定。应该说,在座的这些诗人以及未到场的特朗斯特罗姆以及用华文进行创作的这几位诗人我认为在国际诗歌界都为我们人类诗歌史的延续做到贡献并受到我们的敬重。在一个文化多元共存的时代,尤其是现在科技经济和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人类处于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那么诗人如何生存下去,诗人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及人类共同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获奖的这些诗人以他们的诗歌方式表达,实际上对我们人类的命运,我们和自然社会的关系都作出了有个性的和诗意的解答。特朗斯特罗姆作为一个国际影响的诗人,他的诗在80年代传达中国以来,有很多中国的诗人以及诗歌运动中都有着重要影响。牛汉先生是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七月派”诗人之一,无论是他在40年代开始进行的创作,还是近20年的创作,他表现出了中国新诗发展的痕迹,他的诗是有重要影响的。洛夫先生的很多创作也是这样,在汉语诗歌尤其是汉语诗歌语言上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是有相当影响的诗人。更为年轻的诗人同行王小妮、西川,于坚在新诗创作中都以自己的个性声音对新诗发展做了重要的补充,做出了自身很重要的贡献。我想,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作为开创还要继续办下去。作为同行,我为他们的富有创造性的诗歌写作表示敬意。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过一句话,“在我们现实事件中,诗歌的生命要比青铜更为久远”。我相信这句话是真实的。对于我们人类的生存来说,只要我们人类的精神活动不死,只要我们人类在延续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有理由表达我们的情感,通过诗歌表达对世界发认识和看法。对诗人独特的价值判断和话语方式,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陈超:下面请著名老诗人屠岸先生讲话。

屠岸:非常荣幸参加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颁奖大会,我感到非常高兴、兴奋和荣幸。新诗界国际诗歌奖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一个国际范围内的奖项,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创举,主办这次诗歌奖的几个单位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与贡献,就是说在中国和世界诗歌史的发展上面做出了贡献。因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这个国际奖又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北斗星”奖,一个是“启明星”奖。根据我的理解,“北斗星”奖的授奖对象是带有终身成就的意义,它是老诗人一辈子把他的时间和经历放在诗歌事业和诗歌创作上面,所以,“北斗星”我想它有象征意义,北斗星是指示一个方向的,指示一个时代。那么这次获奖的三位诗人,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有瑞典的著名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先生,有中国的著名老诗人牛汉先生,也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籍诗人洛夫先生。我向他们致以热烈地祝贺。他们的成就标志着一个时代,对诗歌的贡献永留史册。那么青年诗人的“启明星”奖,“启明星”我想也是有象征意义的。它是在早上升起,照亮整个一天。也就是它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它是代表了年轻人,代表了早晨。所以这两个名称都是很有意义的。那么,“启明星”的奖的三位诗人,王小妮女士,西川先生,于坚先生,他们在近一二十年的诗歌创作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探索,为中国新诗的继续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中国的新诗史上人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也向他们三位表示热烈地祝贺。我觉得诗歌是人类灵魂的声音。对一个民族来讲,诗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对整个人类来讲,诗歌是人类灵魂的声音。我想也不用多说,我只想说这三句话献给这次来参加这次颁奖大会的所有朋友们。人类不死,诗歌不灭,缪斯万岁。谢谢大家。

陈超:下面请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书记、诗人王行水先生发言。

王行水:各位大师,各位贵宾,各位文朋诗友,新闻界的朋友们,首先请允许我向获得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的诗人们表示热烈地祝贺,向首次开设国际诗歌大奖的《新诗界》编委会即评委表示真诚的敬意。作为来自湘黔边界新晃侗乡的一名基层工作者,来北京参加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亲闻各位诗歌大师对于新诗发展和诗歌国际交流等诸多方面的真知灼见和远谋深虑,我感到十分高兴也倍受鼓舞。尤其是在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举行这次颁奖仪式,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是诗的国度,自古就是诗的王国。上下五千年,我们脚下的大地不仅生长着庄稼,而且也大量生长着诗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新诗面临着新的形势和发展机遇,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三个天性,高举民族文化的大旗,不断从世界诗歌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与时俱进,中国新诗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必然到来。我们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素有湘黔咽喉、西南通道和湘西明珠之称。早在5到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是湖南最早有人类生息繁衍的地方。新晃在秦汉时期,属叶郎古国属地,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贞观年间,设立了夜郎县,这是新晃土地上第一次设县,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钦定的夜郎县。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教授称新晃为夜郎故地。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提出开放夜郎文化资源,促进新晃经济发展的宏观思路。特别是2002年9月,县第九次党代会正式确定了打造夜郎文化国际品牌加快侗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夜郎文化资源开发,如火如荼。谢冕教授在新晃考察时,寄语我们让古老神圣的夜郎在新晃复活,重圆现代人的夜郎梦。这个目标的实现,应该为期不远。新晃古夜郎是诗的故乡,也是观光旅游采风创作的绝好去处。更是诗人激扬文字吟诗作对的理想胜地。新晃古夜郎在去年就被《新诗界》确立为创作基地,为新诗的创作提供一片绿色的沃土,为海内外诗人和各界朋友的光临提供一个诗意的栖居。中国新诗成长的沃土在基层,源泉在民间。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和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促动下,除中西部湖南新晃侗乡丰富的自然资源正在得到有序、有效、有力度的综合的协调的开发,原生态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将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掩埋两千多年的神秘夜郎将重放光辉,又将惊人地出现在世人面前。我谨代表新晃古夜郎26万侗乡人民向在座各位发出诚挚的邀请,诗人走西口,请到夜郎来。祝大家在诗的端午节里,平安,幸福。谢谢。

唐晓渡:下面开始颁奖。我们从“启明星”奖开始颁起。首先请获奖者于坚先生上台。(掌声)

我宣布一下评委会的授奖辞。“多年来于坚一直活跃在当代诗歌的前沿。他旺盛的创造力与他的勃勃雄心、他常变的风格相得益彰。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称颂者还是日常诗意的发现者,是从事激进的语言实验还是冷静的物象研究,他的写作始终在俯身探索诗歌原发的、自在的、难以释义的魅力根源。他的诗自由地穿行于生活场景和白日梦、精密的刻画和陡峭的反讽之间。他对语词的具体性、在场感的强调和出色运用,有力地矫正了当代诗歌中不及物的高蹈倾向,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上,改变了我们看待诗歌中词与物关系的眼光。” 下面,我们请吴思敬、屠岸先生为于坚颁奖。大家祝贺。(掌声)下面请获奖诗人于坚致辞。

于坚:今天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让我首先向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屈原致敬。我的受奖辞的标题是《返回大道的过程》。获得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我感到荣幸,在此我对各位朋友表示感谢。在此时代,为诗歌颁奖并非易事,它要么由于矫揉造作而成为有辱斯文的笑话,要么因为不公正而进一步败坏诗歌日益狼籍的名声。但同时,公正的高质量的诗歌奖当然也会为诗歌在公众中赢得小小的名声。但在今日中国,后者非常难得,因为无心人是如此的普遍。1966年的文革其实是一次巨大的“灭心”的运动,它毁灭的不仅仅是文化和日常生活,更是中国之心。“在灵魂深处革命”最终导致的是心灵和良知的虚无,导致了无数的死魂灵。殊途同归的是,这种以“生活在别处”为特征的死魂灵与西方物质文明所创造的“橡皮空心人”并无二致。并非危言耸听,今天在我们周围,有心人真是越来越少了。后现代的游戏精神为“灭心”开辟了更为冠冕堂皇的康庄大道。任何自命的公正,最终我们都发现其中暗藏着的简单利益或者麻木不仁、得过且过、“怎么都行”——总是与某个私人的精神空虚相关。心并非某个时代的心血来潮,心是有传统的。失掉了心,一个国家就会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丧失基本的价值尺度。1966年的胜利在于,它用泛意识形态全面地取代了心灵世界。基本的价值尺度并不高深莫测,人之初,性本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邻人,羊只、粮食、水、空气和布匹是天然可以信任的。生活在对水和邻居的质量和人格的怀疑中比生活在沙漠和集中营里更可怕。其实今天我们内心的疑虑已经不只是人们是否有心,这种疑虑已经蔓延到对最基本的事物的信赖,对水和盐的信赖。相对于我自己时代的文化,我的写作是一直是一种无效的抵抗。我试图在汉语世界中重建人们对基本事物的朴素迷信,我绝不是空虚无聊的诗歌花样的实验者,我的写作是心灵的写作。在这个“拿来主义”盛行、彻底唯物、维新,创造力日益式微的时代中,我承认我是一个古典主义者。我在未来主义文化高歌猛进的氛围中长大,但我从未接受未来主义的价值尺度,我不相信“进步”神话,我相信世界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基本的价值尺度,必须有某些连革命也奈何不得的东西,例如草根。我的基本思想来自民间,民间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一个过日子的地方,民间是那些过眼云烟底下的部分。在1966年,当书籍被烧毁,图书馆被查封,教师们被流放,是民间向我启示了生活之道。我外祖母是一位伟大的民间人士,因为1966年的某一日,她在一个高音喇叭响彻的黄昏中对我说,把窗子关起来,拿碗筷。我曾经说过,文革之后,在这个国家写诗是一件勇敢的事情。世界的方向是进步,因此诗是一种绝望。诗是一种绝望,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大地从未进步过,大地是没有希望的。而诗歌所要表达的是天地之心,因此它从来都是一种绝望。文以载道被当代文化完全曲解了,道并不是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道永不前进,永不指望。道可道,非常道。非常道,诗可道。诗就是与世界的所谓进步方向背道而驰,穷途而返,返回大道的过程。诗是绝望的,每个时代的诗歌其实只是对绝望的重返或者坚守,它没有光荣更谈不上虚荣。我理解的诗歌中的先锋派是一种落后或者后退,它是绝望,而不是未来主义。诗人这一行自从《诗经》问世以来从未进步过,我的种种努力无非是要能够再次像千年前的汉语作者们那样在隐秘的喜悦中觉悟、载道、道可道。

你们今天在这里为这个时代最落后最古老最无前途并且总是在过时的精神活动颁奖,你们也许意识到,尽管此种组合汉字的手艺毫无用处,但会缓解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在心灵部位的空虚。谢谢大家。

陈超:下面给王小妮颁奖。评委会授奖辞:王小妮的诗歌简洁、明澈、沉实而轻盈,于静默中直击或折射出稍纵即逝的诗意瞬间。王小妮的诗在整体上令我们想到水晶的纯粹本真。她朴素的诗歌理想在于个体生命和语言的相互生成。她的诗自成一个世界,其中布满日常生活的痕迹和气息,却又显示为一种话语的险境。在她的诗中,坚定的个性和精微的风格变化并行不悖。她的诗歌写作是对生活和语言的持续擦亮,同时也不断擦亮我们的眼睛以至灵魂。她是一种激励,激励我们重新做一个读者;又是一个启示,启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诗意栖居的可能。下面请沈奇先生、林莽先生为王小妮颁奖。下面请王小妮致辞。

王小妮:我的受奖辞的题目是:《现在,就是最好》:

1、从1980年算起,25年来,我们这些写诗的人,已经说得足够多了。从一开始的不允许说,到可以说,到随意说。
2、说话的过程,和写诗的过程,同样漫长而坎坷。现在,我站在这儿,已经没有话说。我看到,纯粹时间的力量。消损的力量和再聚集的力量。
3、1980年出生的人,按中国古历的算法,今年是25岁。今天,不同年龄的人面对同一个问题:不是把话说得好,而是把诗写得好。
4、我说过,中国人和诗的关系不一般。开始只是随口说这话。后来再想,有点宿命的感觉。
5、我们不断地把诗写出来的动力,完全来自于我们每个看起来这么渺小的个人。
古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几千年来,我们周围山川地貌全都变了。一个人,他要写诗,不为了什么,就是想写。这一点,却丝毫没变。

对于写诗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说:现在,就是最好。

唐晓渡:下面给西川颁奖。评委会授奖辞: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厚的人文底蕴,使西川的诗不断逾越自身,成为当代诗歌最重要的整合点和出发地之一。他的诗沉稳、大气、均衡、精确,充满睿智的洞察但也不回避种种困扰,注重精良的抒情品格,却又向异质事物充分敞开。他以孜孜不倦的热情贯通经典和当下,以灵活多变的语言策略致力于综合的创造。通过引入文明的悖论模式,他大大扩展了诗歌经验的内涵,在不断增加其负荷的同时也不断锻炼其表现的强度。他使我们意识到,一种在质地上足以与生活和历史相对称、相较量的诗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下面请蓝棣之先生、王光明先生为西川颁奖。

西 :各位尊敬的来宾:非常抱歉,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当然首先应该感谢李岱松先生和他的《新诗界》,他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设立和颁发这个奖项。这种行为在小说界、电影界、戏剧界、音乐界、美术界绝难发生。这是诗歌界的“不正常”,当然这也是诗歌令人感动的地方之一。感谢各位评委对我的好意,如果我从前不曾为你们而写作,那么今后我要为你们而写作了(但愿这句话不会被缺乏幽默感的诗歌蠢才们拿到网上去批判)。获奖当然应该是件令人快乐的事,特别是获得了这么个由中国人颁发的“国际奖”:这就像在我的中文书的标题底下加了个英文标题(我一向担心错误的英文,尽管现在我已把它当成谋求国际化的中国的一道风景)。但我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我既不想利用这个机会阐述一下这个奖的意义(它或许的确意义重大),也不想向大家宣传一下我的某个诗歌观点(我打算认真地写出一系列文章),也不想向大家讲什么我个人的成长故事(在这种场合讲些个人私事就是对大家的冒犯)。
    但总得说点什么。那么好吧,就从我最近收到的一套书说起。这套书是刚刚出版的由安琪、远村和黄礼孩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几天前由叶匡政快递给我。想来在座的诸位中也有人收到了这部书,或见过这部书。这部精装书分上下两卷,两卷的诗歌部分共2304页(关于中间代的理论文字还有250页左右)。这部书显然是以万夏、潇潇编的《后朦胧诗全集》为蓝本。《后朦胧诗全集》也是两卷,诗歌部分共1969页。所以两部《全集》所收的诗歌加在一起就有4273页。我估计如果编一部《朦胧诗全集》也会有1000多页,再加上一部《70后诗全集》,估计还会有2000页。这样,近30年来可以被收入选本的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诗歌,我们就已经生产了约8000页:这还不算海子的1000页、骆一禾的1000页、昌耀的1000页,以及多少本我们尚未编成的“1000页”。这是多少木材的消耗,多少心血的成就。而在这数万页乃至数十万页的诗歌里,我们几个的诗歌被各位评委看中,真是莫大的荣幸。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由数万页乃至数十万页诗歌支撑起来的所谓诗坛(同时又是一个小小的诗坛),难道不是一个疯狂的场域吗?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要没完没了地和疯子们打交道吗?这种交道打得时间长了,连我们自己也很难判断我们是不是疯子。置身于这并不广为人们所知的诗歌的汪洋大海中,我们难免无限感慨。我们表面上十得轰轰烈烈,有滋有味,可我们究竟写出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即使我们写出了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在漫长又广大的创造序列里,它们又有多大意义?2002年秋天,我曾旅及纽约。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上有一家巨大的旧书店,名叫Strand。说那里面的旧书排起来有8英里(近13公里)长。站在那家书店里我陡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沮丧,继而变成一种无边的虚无:难道我的天命就是写出一本诗集,然后插进那书的长城?那书的长城里真不缺我一本,除非我能写出具有原创价值的书,并且得到慧眼的赏识。而具有原创价值的书,据我20多年来的阅读和写作经验,写起来难于上青天。写那样一本书近似于赌博,而能否写成那样一本书并不完全由我们自己说了算。于是写作的意义对我而言发生了改变。诗歌写作的诗歌界背景变得不再重要。一个人必须诚实地面对他自身,并且应该越过所谓的诗坛,诚实地面对众多的他自身。对写作而言,根本不存在“成功”这件事。
    自1996年以来,如你们所知,我接二连三地遭到过来自不同大圈子、小圈子的质疑、排挤、攻击乃至谩骂,这种情况到今天已经持续了8年。我必须老实说,尽管被人攻击和谩骂说明你受到关注,而且只有强有力的诗人才会推出自己的对立面,但被攻击的滋味并不好受。现在我对此居然能够坦然而对,要归功于我的虚无感。我的虚无感使我接受了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命运。我命该呆在这里,命该呆在这样一个诗坛,尽管我不在乎这个诗坛上低层次的风起云涌;我命该体会所有土生土长的荒诞、滑稽、愚昧和无聊;我命该使用现代汉语写诗或不写诗,写分行的诗或不分行的诗。我期待着已经发生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就像我期待着当代诗歌从数十万页变成数百万页。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从不曾攻击过任何人,顶多只是动用过调侃的把戏。我知道,就诗歌写作界内部而言,没有什么值得我真正动怒的事,况且,通过写作,我并非没有交到几位真正的朋友。
    如果说写作对于写作者还有什么外在的好处的话,那就是,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总会有机会结识另一个或几个同样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从前大概马尔克斯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但是他的原话我记不清了。他的这个意思以前我也向别人兜售过,赢得过听者的点头称是。现在我要再一次把它兜售给大家。我的意思是说,在朋友们当中我感到幸福,谢谢大家。

陈超:下面宣读“北斗星”奖特朗斯特罗姆的授奖辞。评委会授奖辞:“我们把这个奖授予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以表彰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世界诗歌的杰出贡献。他精湛的诗艺和他强有力的精神生活互为砥砺,使他的诗中充满了对事物和生命秘密的敏锐感知和独特发现。他的诗是以少胜多的典范。他通过超现实的突兀意象和素描般传神的描写,呈现出非凡的语言造型能力,抵达了言简意深的至高境界,并在这一点上与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息息相通。这个奖同时也是对李笠先生的表彰。他出色的翻译,在中国读者和特朗斯特罗姆之间架起了一座诗的桥梁。”特朗斯特罗姆先生由于又事不能亲自来领奖,他特让翻译家李笠先生领奖并宣读受奖辞。

特朗斯特罗姆(李笠):亲爱的朋友!我感到十分荣幸被授予“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北斗星奖”。我由衷感谢此奖的评委。和大诗人牛汉,洛夫分享这一殊誉,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欢乐。我到过中国两次。两次访问给我带来了灵感,让我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不能亲自来北京,但我感谢我年轻的同事和翻译家李笠愿意代我领奖。三十年前,我对自己的诗歌艺术作过简要的论述,对于我,这些观点今天仍是有效的:我的诗是会聚点。它们让被约定俗成的语言和观点隔离的现实各个部分发生联系,让景象中大大小小的细节彼此撞击,让不同的文化和人物,自然与工业交错一起等等。换句话说,让貌似矛盾冲突的东西揭示内在的关联。约定俗成的语言和观点在对付世界,达到有限具体的目的时无疑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生活更重要的瞬息,我们发现它们往往是贫缺不足的。一旦它们完全主宰我们,我们就会陷入隔绝,毁败的境地。诗歌,我认为,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抵抗。诗是一种积极的禅坐,它不是催眠,它是唤醒。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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