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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琪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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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石诗刊》中国民间诗报刊主编访谈系列之…  

2009-12-11 11:36:00|  分类: 安琪访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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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石诗刊》中国民间诗报刊主编访谈系列之《丑石诗刊》刘伟雄、谢宜兴篇

 

                           每写一首诗歌,就像向自己的生命纳了一次税

                        ——刘伟雄、谢宜兴答诗人安琪访谈

 

提问:安琪

回答:刘伟雄,谢宜兴

时间:2009年12月11日

地点:北京VS福州、福鼎

形式:网络

 

安琪:这次这个访谈系列到你们,这对我有点难办。本来一个民刊有两个或多个主编很正常,我只要选择一个来出题即可,但你们俩似乎双生体,选哪个都让我左右为难,只好两个一起问了。所以第一个问题自然得从你们的友情入手,请回顾一下你们的交往历史?

刘伟雄:我们交往的历史,在纪念《丑石》二十年的随笔中就有篇《谢宜兴与“丑石”》。谢宜兴在我们共同出版的诗集《呼吸》后记里也有谈及,我们之间的交往在这两篇文章中都有详细的描叙。

我们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大概是1981年下半年开始通信的。那时候,我在霞浦一中补习,谢宜兴已从这所中学毕业上大学去了。由于对诗歌的共同爱好,认识了讷言少语的郭友钊。他也在悄悄写诗。这个现在已是位地质学家的科学家诗人,悄悄把我们交流的诗歌寄给了谢宜兴。我与谢宜兴之间的诗歌交流就是通过这个转运站开始的。记得当时谢宜兴写的那首《中国的诗死了》,至今仍收藏在我的箱底。时代“愤青”谢宜兴那时候就用诗歌把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迷惘和愤怒记录在案。从此开始了我们三人之间近三十年的友情。

我与谢宜兴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通了无数封信件之后的1984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此时谢宜兴已是一位乡村中学教师,我也在一个海边的税务所开始我的税务员生涯。隔海相望的我们由于交通不便,几乎碰不到一块。那天他乘船悄悄登临我居住的半岛,找到税务所。他在三楼喊我的名字,我在四楼房间里翻书,听到呼喊突然觉得这应该是谢宜兴来了,在三楼与四楼的拐角处,我看到乡村少年模样的谢宜兴。彼此的相对,居然无言。

这就是我第一眼看到的谢宜兴 ——纯朴、自然,带着某种只有乡村才有的稻草芬香。

在那的第二年,我又调到了另一个地方工作,一个叫三沙的海边小镇。我们开始了《丑石》的历程。这个共同的经历一直陪伴我们到今天。

1985农历十月初二,谢宜兴的生日,我给他寄了张明信片,上面引用泰戈尔一句话:“这辈子,我将以诗歌来追寻你”。所以,有谢宜兴名字的后面都跟着刘伟雄,呵呵。

 

安琪:《丑石》是哪一年创办的,为什么以“丑石”为名,与贾平凹的文章有关吗?我知道《丑石》两个字是蔡其矫老师题写的,能具体回忆一下题写经过吗?你们与蔡老的感情深厚在福建诗界可谓尽人皆知,在你们看来,蔡老这一生最值得感念的美德是什么?

谢宜兴:《丑石》创办于19855月。起名“丑石”源自于对成为“美玉”的期待,就像丑小鸭渴望成为白天鹅。《丑石》创刊号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丑石是未经雕琢的璞玉 / 《丑石》是未名诗人的挚友”,它明示了“丑石”当初的寓意。

我和刘伟雄第一次见到蔡老师都是在19909月福建省作家协会和宁德市文联在霞浦三沙举办的“福建省海洋文学研讨会”上。而我和蔡老师的信件交往则于1997年开始,通信一年后,我冒昧地提出请他当我们《丑石》的顾问,并帮助题写刊名。没想到他没有嫌弃当时打字油印的《丑石》之丑陋,竟很快回信爽快答应,并随信寄来了毛笔书写的“丑石  蔡其矫题”六个字。1999年《丑石》改版为四开的诗报,2001年再次改版为对开大报,2003年创办丑石诗歌网,从纸刊、小报、大报到网站,蔡老师题写的“丑石”二字一直沿用至今。20055月,《丑石》创刊20周年,他为《丑石》题辞道:“《丑石》并不丑。那是自谦。它起自少数同仁,走向团结大多数。顺从自然,吐故纳新。声名远播,影响省内外。不是流派,却容纳流派。创办大型诗报,既有真正的诗作,又有真正的评论。诚实坚定,众望所归。老老实实,走向未来。”

在与蔡老师20年的交往过程中,他赤子般的率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如果说他的什么美德最值得我们感念,我想用蔡老师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我爱美而不亵渎美!”

 

安琪:除了编辑《丑石》,这么多年你们在霞浦和福鼎也做了多次大型的诗歌活动,邀请了省内外许多著名诗人与会,无意间促进了闽东诗群和外地诗人的交流,我一直认为每个地方总要有热心人来做一些诗歌的事业虽然具体操作起来付出的辛劳难以为外人所见,这些活动中,你们得到的启发和举办的经验有哪些?活动中最难忘的故事又有哪些?

刘伟雄:这些年,《丑石》举办了多次诗歌活动。这些活动仅仅说明一点:《丑石》的存在,为的是诗歌的繁荣。一块小石头,当一块铺路石吧。这石子也许是灰色的,也许是五彩的,让诗歌的存在永远点缀着诗人们虔诚的生活和快乐的日子吧。

办活动,个中辛苦,难以言尽。盛宴之后,收拾杯盏的孤苦和寂寥,只有自己的感触最深。所以我对诗歌活动的主持者都怀着深深的敬意。是他们,以活动的形式让诗歌的光芒照亮了现世的黑暗。

让我最难忘的是2004年在霞浦与《诗刊》合办的“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诗歌界的大佬蔡其矫老师,舒婷,陈仲义伉俪、还有梁平、林莽、曲有源、王明韵等大诗人云集霞浦。他们的到来让《丑石》蓬荜生辉。特别是在小城热情的诗歌爱好者找舒婷签名,拥挤着舒婷让她手都签软后,在回宾馆路上,舒婷说:“刘伟雄,我都被你的诗人们挤晕了,你居然还在边上笑,都不过来维持一下秩序。”我说舒婷老师,难得你来这穷乡僻壤,就让我们拥有这样一个狂欢的夜晚吧。

那一夜,可敬的蔡其矫老师、舒婷老师他们在汗流浃背中让小城的诗歌爱好者有了最温暖的一夜,一个难忘的夜晚。这就是《丑石》搭台的辛苦背后给我们的岁月留下的永远慰藉。

举办的活动许许多多,有的忘了,有的永远记得。包括郁葱他们在霞浦的第一届的民间诗歌发展研讨会。包括在福鼎的又一届“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让这个市的市委书记自始至终聆听着诗歌的发言,等等等等。

 

安琪:印象中刘伟雄是个买起书不要命的人,每次见面总是能在你的手上车上看到大叠的书,我知道你一直肩负着一个局的工作,你的阅读时间是怎样安排的,你又如何养成心静的能力?

刘伟雄:买书的兴趣来自小学时代,从小人书开始就上瘾了。小时家贫,连老母鸡下的蛋都被我偷卖给供销社的阿姨,然后再换成书本。

从小在山旮旯里长大,对外面世界的渴望铸就了我对书的依赖。

工作之后一直这样。一叠叠的书,抚摸一下也觉得欣喜和安慰。对我来说,繁乱的日常工作是我的常态。在异乡工作,回到宿舍,只有书本能给我带来平静。它们漂白了俗世的纷扰,使我不那么纯净的心顷刻注满了家乡一样的清水。

实际上,许多书我仅是翻翻而已。日常事务多多,为国家打工来不得半点含糊和偷懒,所以,一年能完整地读不了几本书。坐拥书城,也是一种满足,虚荣心在做祟吧。人到中年,求知欲跟身体一样在每况愈下,近些年,已没有了往年购书的狂热劲了。

但工作之余的阅读,在静默中,让书籍检视着人生航向,对生命总是一种收获,不会放弃的!

 

安琪:因为传统和先锋的写作理念,我和你们二位有过不少争论,在此还想请问你们的传统和先锋观。

刘伟雄:十年前跟你在漳州争得面红耳赤,一直闹到你有一年来闽东。我们的分岐永远是那么一点不靠谱。我坚持的传统你无法说服我,你追求的先锋我可能永远赶不上。我始终认为所谓的传统和先锋绝不是对立的。它们可能是一个物体的两面,存在着发展着。没有根哪有叶,哪有开花的明妍。没有叶和花也就没有根的果实,就这么回事。

谢宜兴:浸淫于汉文化中的我们,汉诗传统谁也摆脱不了。我曾经把汉语诗歌的先锋与传统,比作钢钻的钻头与钻身。如果没有锋利的钻头,钻身是无法向前推进的;如果没有坚实的钻身,钻头将是无所依托而乏力的。但在探索、前进过程中,钻头要比钻身承受更多的阻力和痛苦。因此,我始终敬重那些在诗歌领域里作为钻头的先行者。

就像钻头一定要有比钻身更强的坚锐度,诗歌的先行者也一定是比一般诗人有着更高的学养与智慧的人,而不是自诩先锋就仿佛真的先锋了。

其实好诗就是好诗,它与先锋不先锋没有关系,许多经典的诗歌并非都是先锋诗歌,而是在先行者探索基础上的集大成者。就像战争中取得赫赫战功的并不都是那些先头部队或先行将士。这是先锋的无奈,也是先锋的宿命,更是先锋者值得我们敬重的理由。

至于其他关于先锋的想法,可以看看我的诗歌随笔《也谈先锋》,这里就不啰嗦了。

 

安琪:我发现,自从谢宜兴调到省会福州工作后,诗歌有了很明显的改变,语言感觉流畅洒脱,尤其在象征的使用上有了很独到的经验,典型如《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宜兴的改变是从福州开始的吗?有什么触动性的事件推动着你的改变?

谢宜兴:纵观我的诗歌写作,在诗歌语言、技巧方面,我一直在“变”着,但始终是“渐变”。调到福州工作后,个人感觉没有什么触动性的事件加剧这种“渐变”,因而诗歌写作也没有什么颠覆性、逆转性的突变。但是,一个人生活“场”的改变,难免也带来自己未曾觉察的诗歌“场”的改变。如《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写在城市从事服务行业的乡村女子,写乡村孩子在城市里的人生与命运。这个题材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已涉及,但那时候我是从乡村的视角看城市,我的笔无法探入城市深处,而来到城市工作后,我从城市反观乡村,我看到了我的乡村姐妹,看到了那些被榨干“甜蜜”、被改名“干红”的“葡萄”,她们“在城市的夜幕下剥去薄薄的羞涩”,“转眼就流出了深红的血色”。

 

安琪:今年,宜兴的父亲去世了,当我收到短信不禁悲从中来,我想,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终于要面临着父辈的死亡了。死亡变成一个具体的事件慢慢走来,借此机会请宜兴叙述一下你的家庭和成长背景如何?

谢宜兴:在闽东有个出口小、风浪也小、有着“蓝色牧场”之称的内海——东吾洋,我和诗人汤养宗都出生在东吾洋岸边,相邻的两个乡镇。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是家里的长子。小时候,山上种经济作物、海上养殖捕捞都是必须割除的“资本主义尾巴”,因此,好山好水却无法带来好生活。贫穷和饥饿是儿时最深的印象之一。我家兄弟三人,父母为了让我上学,而让两个弟弟辍学,去生产队放牛挣工分。有一次放学回家,我饿昏在邻村的一棵老榕树下。这种环境下的初小岁月,课外阅读是件奢侈的事。记不清多少次流连在村供销社图书柜前,但小学五年我没有买过一本小人书。那时候,我替“妈妈们”誊新了《劝世文》《秦雪梅》《罗带》《潘必正》《纸马记》等许多发黄的民间唱本。那时我没想到,那些古老的句式与方言韵律,就那样留在了我的生命里,潜入了我后来的诗歌中。

 

安琪:在我看来,刘伟雄是个乡土情绪很深的人,你的博客经常出现的家乡西洋岛的风光和诗中经常出现的故土言辞,时时让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但刘伟雄又是个经常走四方的人,请问伟雄如何看待现今诗坛流行的“出生地”和“异乡人”之说?

刘伟雄:我生在海岛上,长在山区里。八岁时就随父母迁居到山里,由于家族大部分成员在解放前就去了台湾,我们成了异类。全家在民兵的押送下漂洋过海离开了故土。上岸后一辆竹篷卡车载着我们一家不知道要去哪里。那是一九七二年二月的一天,天寒地冻里我们被送到一株大枫树下的一间破旧的牛棚前。我们看着农民乡亲把水牛牵出那座老棚子。他们用草木灰为我家扫清了污秽的墙壁。那一夜,灯火摇曳中,我们几个兄妹睡得很香甜,可是父亲母亲却是一个失眠的夜晚。

我有故土情结,却没有具体的故乡。我盲目地热爱着收留我们一家的乡土,但它不是我的故乡。我的爷爷奶奶、太爷们生活的远海故乡只留着一个童年的梦。现实中他们似乎在我生命里早已陆沉了。

我在匆匆的行旅中常常把给我温暖的异乡当故乡。在云南、在内蒙、在新疆、在西藏…… 我都可以找到那些属于故乡的特质。我迷恋于这种错位来完成我童年残缺的梦想。在我的诗歌里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倾诉或低吟。

 

安琪:你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如果诗歌不能给生活带来快乐幸福,那还要诗歌干什么?我理解为这是对诗歌正面功能的强调,而众所周知,诗歌也有它负的一面,特别是现代诗因为对思维裂变和反常规语言的要求而导致的写作者自身跟着裂变和反常规,你们又是怎么看的?

谢宜兴:你的理解有些偏离了我们的原意。我们认为人生有诸多痛苦,生活本身很沉重,诗歌让我们进入一个世界以逃离另一个世界,她是我们一方放牧思想与情感的草地,一种生命与心灵的休息。刘伟雄说,诗歌给了我们一块不断提升自我而不随岁月下沉的基石。作为一个收税人,他感觉每写一首诗歌,就像向自己的生命纳了一次税。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诗歌带给你的不是痛苦的代偿,而是继续的痛苦,那还要诗歌干吗?

对于那些把诗“写”到生活中来,任生活跟着诗歌裂变与反常规的诗人,我们不会趋同但我们表示尊重。我很赞同诗人王小妮的话:“诗不是生活,我们不要活反了!”

 

安琪:请各自举出自己的一首代表作并叙述这首诗是怎样产生的?

刘伟雄:曾经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诗《花园》是我珍爱的一首。她在某一个场景里让我听到了花开的声音。人生中的瞬间永恒了一辈子的寻觅。

谢宜兴:我曾说过,写作就像一棵历时性的果树,这头已结果,那头还在开花,谁知道哪个果子最大最甜?这个问题等以后有我自己认为的代表作了再回答你吧!

 

安琪:请问你们如何保持昂扬的积极进取的生命状态?

刘伟雄:昂扬谈不上,守一份平常心吧!在诗坛永远是学习和努力并举。学诗多年,可能至今连门都找不到。中国新诗不到百年历史,大家都在艰难跋涉中,我们也一样需要这种精神。不是谦虚,真的是在力不从心地游荡着、追寻着……

谢宜兴:感谢你的记忆刻录了我们生命中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一面。其实,每个人的生命状态都有两面性,就像地球,当东方白昼之时,西方正处于黑暗之中。我的许多朋友和你一样感受到我生命中乐观、开朗、阳光的一面,这只是说明了我生命中的彷徨、失意、痛苦、悲伤我自己“独吞”了!古人说得好:“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但作为长子,作为丈夫和父亲,我有责任带给父母、兄弟、妻儿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多年来,我这样想也这样做,我无数次地告诉他们:生活总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安琪:20021月,《诗选刊》联手《丑石》在霞浦举办了“首届中国民间诗歌发展研讨会”,这在中国诗界应该是第一次,你们作为中国民间诗歌报刊的一分子,如何看待中国民间诗歌报刊的存在与未来,它的成绩与不足?

谢宜兴:诗歌民刊的存在可以说是被我们现行的出版体制给“逼”出来和“宽容”出来的,并成了官办文学刊物的有益补充。另外,就是诗人的“特质”所致。在诗歌民刊此起彼伏的今天,人们几乎看不到小说、散文民刊,只有诗人乐此不疲。

诗歌民刊(我想也包括网络论坛、电子网刊)的出现为民间诗人、未名诗人提供了自己的阵地,就像卡拉OK,只要不是哑巴只要你愿意尽可一展歌喉。民刊有助于推出诗歌新人,繁荣诗歌创作,缩短诗人的成长期,更有助于避免有的好作品因没有遇到好编辑而被埋没的遗珠之憾,这均是不争的事实。但眼下民刊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遍地冒烟,良莠不齐。好像改革开放早期的乡镇企业,有无资金、技术、人才不管,先上马再说,结果成活率很低。二是各自为战,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合力。星星之火有待形成燎原之势。三是办刊动机不一。许多人把办刊当作跳板、拐杖,一旦成名便弃如敝履。只有少数人把办刊当作“诗歌事业”来做。四是降低或撤除了诗歌准入门槛,给人写诗很容易的错觉,助长了某些诗歌粗制滥造的恶习,这也是民刊有待自我提升的最致命的问题。

我对诗歌民刊的未来是乐观的。只要有诗人存在,民刊就不会消亡!但当有一天我们国家的出版体制有了大改变,书刊号不再作为行政资源为某些部门集团所垄断时,“民刊”这个提法终将消失!

刘伟雄:民刊的发展记录了中国诗坛多彩而丰富的一面。历史将证明众声喧哗中会有天籁之音来自微不足道的角落。因为他们为自由的天地拓展出一道灿烂的光芒。

我相信他们会顽强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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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丑石诗会”与会男代表。左起:邱景华、刘伟雄、三米深、谢宜兴、探花。2009年9月5日,福建霞浦杨家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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