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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琪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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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间代”:关于一个诗歌流派入史问题的…  

2008-09-16 15:03:00|  分类: 中间代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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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刊登于《诗歌月刊·下半月》2007年1/2合刊及《中西诗歌》2008年第3期。——安]

 

走进“中间代”:关于一个诗歌流派入史问题的思考

 

中间代理论家、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赵金钟

 

[赵金钟,1962年生于河南,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主编)、《霞散成绮》、《胡风评传》(合)、《智慧论语》等。其中,《胡风评传》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发表论文数十篇,并在《人民日报》等发表散文多篇。]

 

                    

2002年深秋,在桂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上,有一位批评家提出中间代进入文学史的问题。我当时在发言中认为,中间代进入文学史还有一定困难。我理解批评家为朋友两肋插刀友情演出的忠诚与热情。但在当时,中间代被安琪人为的命名才刚刚一年,可以说,作为一种诗歌集结,它的声名还远远没能深入多数读者或批评者的视阈,亦即它还远远没能作为某一时段诗歌的一个标识嵌入读者和批评者的脑际。这即是我其时作此判断的缘由。

俗话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四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反观中间代,会情不自禁地生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慨:中间代这棵大树已经长成!它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逼近文学史。

在我的经验中,一种文学现象或流派、社团能否进入文学史,关键看其是否具备以下三个要素:一是是否具有足够强大的创作群体,二是是否具有足以逼视受众的作品集束,三是是否应和或激活了一个时代的普遍的或潜沉的情绪。创造社的“异军突起”和朦胧诗的“横空出世”莫不如是。创造社是在陈独秀、胡适、鲁迅以及周作人、刘半农、沈雁冰等文学革命者热闹了好一阵子之后才姗姗出场的,但一出场就光彩夺目。这首先得力于它的一个极具创造活力的作家群: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田汉、成仿吾、王以仁以及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这些重量级的人物彪炳了整整一个大的时代,并深深地刻印于文学史册和后人脑际;他们原创的以《女神》和《沉沦》为代表的集束作品,震撼了一个时代的人心,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而它们的以狂飙突进为基本特征的人文精神则又十分适时地应和了五四吐故纳新的时代品格和普遍存在的时代诉求。所以,它一出场就紧紧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文眼”,使其欲回避而不能。这是它必进文学史的理由。

朦胧诗的情况基本类似。它崛起于一个正在反思的转型时代。那个时代的“哭”与“思”成就了朦胧诗人。这是问题的一个视角。换一个视角,我们则又可以清晰地看到,是朦胧诗的“哭”与“思”进一步激活了那个时代潜沉的苦难与愤怒的情绪。是朦胧诗挖掘了时代,而不仅仅是时代提携了朦胧诗。“挖掘”与“提携”在这里成功地交媾。这是一种文学为时代和历史收留的重要根据。一种文学要想为历史收留,它必须在所处时代呈现明晰的影像并在所处时代刻下深刻的印记。朦胧诗为文学史所收留的另外两个条件,是“人”和“诗”——它有令人敬仰的诗人和叫人艳羡的作品。可以说,朦胧诗人是带着某种铁肩担道义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情与勇气踏进诗歌泥潭的。这一点看看徐敬亚当年的遭遇便一目了然。正因为如此,舒婷、北岛、顾城、食指、芒克、黄翔、多多、林莽、梁小斌、江河、杨炼、王小妮等所代表的朦胧诗人群的在场,才更显得珍贵和有意义,它避免了中国当代诗歌史的苍白与单一。这串名字,连同他们创作的诸如《四月的黄昏》、《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墙》、《回答》、《结局或开始》、《触电》、《一代人》、《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昨天,像黑色的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我有一块土地》、《野兽》、《黄昏,我听到过神秘的声音》、《诺日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等优异诗作的名字,曾经烛照着一个时代诗歌的天空,并为后来的天空留下了一抹绚丽的彩虹。

若从我上述之所谓“三个要素”出发进行考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间代之于文学史,已经取得了登堂入室的“资格”。下面即是我作此判断的几个具体理由。

 

                      

在安琪、黄礼孩、远村等中间代代言人的视线里,中间代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诗人群,其人数远远超过创造社,也令朦胧诗望尘莫及。就我所见的权威选本(公开出版)来看,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谢冕作序的《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收录朦胧诗人25人;洪子诚、程光炜编选、洪子诚作序的《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收录的朦胧诗人16人。而黄礼孩、安琪主编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民刊,2001年版),一下子就选出50位“中间”诗人!更令人惊叹的是,2004年,安琪、远村、黄礼孩又推出他们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上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这次入选诗人的人数更为浩浩荡荡,竟至82人之众!人数之多,堪称中国诗歌社团(流派)之最。

在这批诗人之中,不少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名角或活跃分子,他们创作出了足以让自己立足当代诗歌史的佳构。如余怒、哑石、安琪、侯马、格式、徐江、寒烟、周瓒、娜夜、王明韵、史幼波、路也、马策、桑克、蓝蓝、赵丽华、中岛、西渡、臧棣、谭五昌、海男、老刀、老巢、汗漫、伊沙、秦巴子……,他们已以各自的姿势呈像于当代诗歌舞台;他们创作的诸如《守夜人》、《青城诗章》、《庞德,或诗的肋骨》、《西藏》、《像杜拉撕一样生活》、《闹钟》、《阻滞》、《起风了》、《八月之痛》、《群像》、《二十七年以后》、《江心洲》、《野葵花》、《那个秋天》、《一个钟表匠的记忆》、《蛇》、《爱情植物》、《一九九七年之书:纪念一个中国的良宵》、《水之书:守望黄河》、《结结巴巴》等等诗作,已经作为经典摆在了当代诗歌的案板上。

中间代从精神内核上应和了当下时代精神,凸现出了大致清晰的艺术特征。其首要的表现就是审美的多元化。中国诗歌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至中间代这里,已彻底摆脱了思想和世界观分配制度,可以凭借自己的大脑思考世界、人生和真理了。诗人以自己的脚尖为起点,从自己的处境和认识出发,从他(她)对所抒写的对象的体认出发,直逼真理,走进“历史的深处”(胡风语);而不是站在“真理”的顶部,先念地摊开“历史”,扯出“生活发展的趋势”,写出“光明的尾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作家们对生活的认识都是被规定的,他们被告知怎样写才是“真实”)。中间代诗人正是秉承了世纪之交这一开放的时代精神,创作出了多元多态的诗歌文本,从而形成了多声部的合唱。他们站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以反传统的姿态,对传统尤其是传统诗歌写作理念作了较多方面的颠覆。比如,宏大的叙述模式对传统诗歌经典精致体制的颠覆;对日常态的倚重,包括对细节的迷恋以及流水账式的逻辑呈现等所构成的对传统诗歌空灵观及虚实互生的审美理念的颠覆等。安琪的诗写即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审美趋向。她的诗作叙事性与理念呈现并重,细节的分量增多,故事或情节被纳入抒情的句构,实现了抒情与叙事的深度交融。这一写作策略较大地拓宽了诗的容量与表现空间,为诗家族的生殖繁衍也为中国式史诗创作的勃兴提供了新的书写经验与生长气息。但事情往往又充满了悖论:细节的过分胶着,叙事成分加多所造成的诗歌节奏的放慢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逻辑聚焦的分散等,则又对优秀诗作的生成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是一个成功的诗作者应该警惕而且规避的。诗人应当避免“任性”。

中间代另一明显的特质是“民间”性。这首先体现在诗人们对当下的关注,特别是对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的关注。它表明负载着人文精神的诗歌已从云端高蹈回归到大地咏唱。读汗漫的《印象:郑州》,你仿佛觉得自己成了茫茫商海中无所归依四处漂泊的小鱼:“一座繁复曲折的立交桥。桥下没有流水、船歌、桨声/仰望桥上疾驰的经济、科技/我,一尾异地游来的鱼/搁浅于自己的一身汗水”;一种透心的挫败感袭遍全身:“在郑州,我感觉自己渺小如沧海一粟或商海一粟/与诗友重逢也就是与另外一粒粟久别重逢/聚拢于一张书桌,书桌就成了汪洋之中孤岛上的稻田/我们两人的脸组成一束稻穗,秋色四溢……”;而自己所探望的这位诗友,也完全失却了雄心、潇洒和头上的光环、心中的诗意,变成了商品主导下的世界的一粒纤尘或随时都被喧嚣掩埋的虫子:他“抛弃笔名”,“回到本名”,“在编辑室众多木方格的某个木方格内/谋生,像蜂箱中的一只轻松的蜜蜂”。这世界变得如此荒诞和不可理喻,惟有虚无和无奈才是真实,生活在重压下的知识分子仿佛骆驼,他们依靠自己的耐力与跋涉,企图为沙漠增添些许生气与绿意,然而他们又终将因为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而为沙漠所吞噬。拯救者最终未能获救。

值得关注的“民间性”写作很多,这些诗的共同特点就是对民间的“民间关怀”:它摈弃了以民间为托名的伪关怀,也摆脱了文学史上司空见惯的对于民间的自上而下的人道主义同情。它生长在民间,以此在的姿态出现在民间广场,彰显出民间应有的朴拙与真诚。

中间代坚持民间写作,与他们的民间立场有关。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描述:是民间孕育了中间代。中间代的绝大多数都受到了民间的洗礼,换一句话说,他们多数都来自于民间,来自于民刊的哺育。民刊的处境造成了他们的民间心态,这种心态作为底色嵌入了诗人的审美心理机制,决定了他们对世界/生活的理解、分析、切入和呈现,从而作为一种影响与策略整体地规定了中间代的存在个性。下列名单也许可以让我们对中间代与民刊的依存关系有着更为质感的认识:北京的《诗参考》《偏移》《翼》,河南的《阵地》,广西的《自行车》,天津的《葵》,福建的《第三说》《丑石》《放弃》,广东的《面影》《故乡》,陕西的《唐》,山东的《诗歌》,湖北的《声样》,黑龙江的《东北亚》,四川的《诗镜》《独立》,安徽的《缺席》《白鲸》,河北的《太阳》,等等,这些民刊坚持诗的纯粹性,其可贵的价值取向和令人崇敬的韧性品格,像一团团地火,灼烤着物欲横流的世俗大地,擦点着被商烟欲火熏染着的眼睛,燃烧着缪斯未曾泯灭的高贵的火焰。它们的周围吸附着一簇簇诗的苗裔。

安琪对中间代诗人们扎根民刊,“注重个人主体精神价值的实现”,“不事声张的写作方式”尤为欣慰。她不无自豪地写道:“和第三代诗人以民间流派方式印证自身不同,中间代诗人们扎扎实实地用一份份民刊撑起了诗歌的一片天。一份民刊就是诗歌的血脉得以延续的一个事实,它们堆积成一个时代最为尖锐的诗歌山脉,使任何毁灭诗歌的欲望无法得逞。”(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康城将把中间代作为一个整体推出去的民刊《诗歌与人》誉为“中国最重要的民刊之一”,称“其重要性可与《今天》《他们》《非非》《倾向》等民刊比拟”(康城《中间代和70后》)。

中间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语言的高度自觉性,安琪称其为“一种多元多解的语言态势”。这一点,中间代诗人和理论家已多有论述。康城认为中间代诗歌语言意识的觉醒已成为普遍现象,语词的自由在安琪和余怒等人的长诗写作中已显而易见的突出,“这也是一代诗人的根本成就所在”。他说,与其说诗歌是事物之间的隐秘关系,不如直接说诗歌是语词的秘密。诗歌的词语体验和冒险几乎成了诗歌之为诗歌的基石,“把诗歌的语言提到多高的地位来谈都是无可厚非的”。(《中间代和70后》)罗振亚注意到,“最为醒目的是,‘中间代’诗以对语言的施暴扭曲和反讽戏拟运用,染上了一层超现实的色彩。”(《靠文本立足的抒唱群落》)潘友强指出,中间代语言本体论诗人的作品处于开放性的状态,打破精致语境的封闭系统,甚至进行“无主题的多主题写作,无中心的多中心写作”,“让语言本身的组合生成经验,辐射之光波及或涉及并覆盖了多彩的世界与可能的存在时空与状态”。语言结构本身所表述的经验世界即是一个可能性的世界与存在状态。(《“中间代”诗学论纲》)

这些论述已经切近了中间代诗歌语言的本质。但中间代诗的语言革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非三言两语所能阐述得清楚,更为合“理”的解读与阐释或许仍需要人们在认真梳理之后方能做出。

 

种种迹象显示,中间代进入文学史的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但是,为了中间代的“精粹”,或文学史的“纯洁”,我们似乎还有必要补说两句“多余的话”,这即不单针对中间代诗人,或许更主要的还是指向当代诗歌的一些写作倾向。

第一句话是中间代的命名问题。中间代的命名是代际命名。代际命名的最大特征是强调了作者与时代的关系,亦即强调了作品与时代的关系。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文学与时代的近距离接触,这一特点也便决定了文学史在描述它们时,必须以此为平台与切入点而进行。这就是说,文学史的书写体制也是“代际”性的。这样,以代际命名的文学现象就变得没有特色与个性可言,或者说变得没有必要。文学史的惯例是以时间为纵轴来解析空间——即某一时间的横切面,在横切面上,要么解析文学流派或文学社团,要么依然从时间的角度来解析文学现象或文本。而一旦进入时间,代际也便自然裹挟其中。

中间代命名的企图很大,它包含了整个未进入“新生代”(“第三代”)的6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为60年代生人,我很佩服安琪的勇气与气魄,并对她这种为一代人而“拾荒”的精神充满了感激与敬意)。它的特点是宏大性与包容性。宏大性体现了它的队伍的浩荡,包容性则体现了其审美风范的繁复。而这两点又自然地突现了它的“泛性”特征。泛性也就是无性。安琪当年是带着焦虑与不平的心情投入命名工作的。她以包打天下的姿态,欲将整个被遗落的“60年代”都装进其“水果”之筐(老巢的比喻)。而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物种要想在世上存在并被赋以名号,它必须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与独特的存在之理。这是生存的深层理由。文学也不例外。创造社,新月派,“现代”派,七月派,九叶派,朦胧诗,这些分别撑起了一个时代诗歌天空的流派,都有着其各自清晰的流派个性和存在之理。它们也因此而使各自时代的诗歌史变得脉络明晰,凸凹有致。20世纪50、60年代的诗歌之所以描述困难,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没有一个赖以“拄其天”的诗歌流派。过去,人们将之称为“十七年诗歌”。“十七年”也是一个代际命名,它除了显示时间别无意义。因为人们一旦进入“十七年”,所看到的还是时间,抑或是郭小川、贺敬之、闻捷等几个个体。这似乎就是以只显时间不显性状的方式进入文学史的文学现象的宿命。中间代显然不希望领取打有任何宿命底色的“录取通知单”。

事实上,已有一些批评家和诗人表示出了这种担心。陈仲义就对中间代以时间划代际的“整存整取”的命名方式提出疑义。认为它忽略了差异(个体差异和时代头尾的差异),“绞杀”了另一批写作者。他认定中间代是“第三代”的后续,是“半代人”。(《沉潜着上升——我观“中间代”》)林童认为中间代的命名是暧昧的、尴尬的,“被安琪邀请上这条航空母舰的诗人,写作趣味、美学追求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有的甚至形成尖锐的对立,怎么能让他们齐心协力呢?……这就注定了这是一次没有航向的旅行。”(《中间代:没有航向的旅行》)蓝棣之则明确地表述了希望中间代“去芜存菁”的意愿。他认为中间代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寻找自己的“家门”,需要从诗歌流派的层面上界定自己,“这是‘中间代’所能寻找到的进入诗歌史或文学史的惟一方式”。(《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试界定作为诗歌流派的“中间代”》)

看来,对中间代由内涵到外延作一番认真的梳理与打磨“是时候了”!

我想说的第二句“多余的话”主要是指向当下诗坛的:诗人应回到自己,进行自我身份的再确认。过去把诗人捧得很高,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提高诗人至尊身份的同时,也将其推到尴尬的境地。这似乎令人生畏。但客观地讲,在“诗的国度”之芸芸众生的心目中,诗人确实非同凡夫俗子,他们是头上有着灵光、为人所敬仰心仪的“精神贵族”。然而,现在的诗人却自毁“长城”,自己扒自己的豁子,尽量把灵魂放置到下三烂的队列之中,挖空心思将“诗”写得“土”、“怪”、“黄”。这种“解构”自然也赢得了一些人的喝彩,并将之美名为“新民间风潮”或“后现代主义”,但这种喝彩只能来自书斋,而丝毫不能引起真正民间的兴趣(中国没有后现代主义,自然也就无法获得后现代主义的首肯)。因为民间人们的日常生活本就如此。这就是说,诗人一味地软化自己,放弃自己的生存之根与存在之理,其结果必然是“众里寻他三百度,那人依然无处寻”,满街都是“民间”,独独没有了诗人。世纪之交发生了一场所谓“盘峰论争”,被界定为“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的论争,而究其实,不过是“知识分子”与伪“民间”的论争,说到底,是“官仓”里的知识分子与“厕所”里的知识分子的论争。其目的,一个是守摊,一个是抢位。

这里,我还想再一次借用蓝棣之教授从《红楼梦》里借用的两句诗:“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鱼有鱼道,虾有虾道,窜了“道”,就失去了自我。只要你还是诗人,换句话说,只要你还想以诗人的名号混迹于世,你就得认准自己的“道”,找对自己的“门”(此与向其它艺术学习而提升自己无关)。这是诗人之为诗人的存在之理。

 

                                                     200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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