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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琪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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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新诗地理学与什么有关/杨四平  

2007-09-15 17:20:00|  分类: 安琪收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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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新诗地理学与什么有关

 

中间代批评家、十大诗歌新锐批评家、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杨四平

 

[杨四平,1968年出生于安徽宿松长期从事新诗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诗学著作《中国新诗学》《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中国新诗理论概观》等10部。现居安徽芜湖。]

 

文学地理学、文学社会学的热门,显然不是偶然的。以往我们总是在文学内部用一些套语对文学史作所谓本质性的描述。殊不知,这种长期在内部绕弯子,这种只有时间一种维度,而匮乏空间和生命体验维度,不但使问题越来越遮蔽,而且也永远摸不到文学的根。其实,文学民族学、文学文化学与文学地理学密切相关,只不过由于人们对前者谈论的比较多,所以我单选后者来谈,而且从21世纪新诗的方向上来作一番粗略的考察。

新诗地理学首先与地域文化有关。有人按传统的文化模式把中国地域文化分为齐鲁文化、老庄文化、辞赋文化、史学文化和法家文化;而有人按流域把中国地域文化划分为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和运河文化;还有人干脆按省份来指称,近年来,不少诗刊开辟了如“某某省诗歌高地”之类的专栏,专门发表该省诗人诗作,并配发相关的评论。这些划分都是试图全面把握地域文化的图景。尽管新诗不景气,但是,除了西北我至今还没有来及去外,我足迹所踏遍的中国大地,随处可以看见我想看到的诗人。他们都带有各自地域的文化品性。不像余秋雨感受到的是“文化苦旅”,我感受到的是文化的多姿多彩。这个暑期,我先是去了哈尔滨,见到了冯晏、张曙光、罗振亚等诗人,感受到的是东北三江平原那样的辽阔、平坦、明亮;接着,我去了贵阳,见到了南鸥、罗绍书等诗人,感受到的则是云贵高原的那种神秘、清爽、亲和;最后,我来到了摩登上海,在“撒娇诗院”同默默、郭吟等诗人交流,充分体味到了沪上文化的撒娇气息。而且,在我感受地域文化在地域诗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一面的同时,我也能感受到地域文化之间的交互性。比如,我在从上海返回芜湖的列车上,打开默默送的几本《撒娇诗刊》,发现它有一个几乎固定的栏目,叫“撒娇地图”,其中罗列出撒娇派在各地的情况及其他们的创作。它的意思是,不仅上海人在撒娇,全国人民都在撒娇。徐敬亚的那句“我们与世界只剩下撒娇这最后一点关系了”让我震撼不已!老实说,就新诗地理学的研究而言,尤其是就新诗地域文化研究而言,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太少了;我们都忙着去研究新诗流派、社团、思潮、论争去了;我们在那些研究几乎饱和、重复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分出一部分精力来好好研究一下新诗地理学这一触及新诗根性的领域,把新诗的历史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如前所述,西北我没去过,但我和那里的诗人在不同的场合接触过,而且,读过他们的很多诗,比如甘肃诗人高凯,上个世纪末因写乡土诗而知名,他的“陇东诗”,如《邻家》、《陇东十三行》、《碌碡》等,这些诗里反复出现窑洞、碌碡、磨道、崾岘等意象,就是陇东文化的诗意呈现。

新诗地理学与诗人的出生地、游学地、工作地、流亡地有关。杨晓民笔下的河南固始县无量寺村,杨键笔下的马鞍山市的跃进桥、观心亭、市场街等,田禾、江非、江一郎各自笔下的乡土,等等,都与诗人的故乡、与诗人的文化基因有关,就像鲁迅笔下的故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汪曾祺笔下的高邮。而臧棣、姜涛、西渡等人笔下的北大,王家新笔下的英伦,蔡天新笔下的欧洲等都与求学、游学经历有关。他们在文化精英的聚散地生活学习,接受高等学府浓厚的文化熏陶,感受导师、师兄妹的文化浸润。这些都会使他们的写作倾向于知识和智慧,就像前辈诗人穆旦、冯至、卞之琳、李瑛那样。于坚、北塔、谢湘南、卢卫平、郁金等人诗创作与他们工作的城市有关。因为工作环境各异,导致他们的风格不同。于坚站在所谓的民间立场,用“以物观物”的态度,看待市民的日常生活。北塔的“正在锈蚀的时间之针”是黯然神伤地看着城市传统文化在我们身边渐渐枯萎。还有,尽管都是在城里工作,但谢湘南、卢卫平和郁金在那里“工作”的含义大不一样,他们叫“打工”。当他们整日没命地劳累、晚上酣睡过去,而又在凌晨醒来过后,才想起自己在城里是“狗一样生活”。而多多、北岛等人后期的作品则与流亡有关。尤其是北岛,在流亡的日子里,“旧时代的风范”依然像阳光一样闪烁,甚至连北京冬天大白菜的味道都能在他的乡愁里回荡;但是,他始终感觉到返乡之艰难。不像20世纪,21世纪新诗几乎没有群体、流派可言,如果说它们相互之间还有些联系的话,那就是这里所呈现的地理学、民族学、文化学意义上的联系。

新诗地理学也与文化转型有关。近年来,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乡村城镇化、城镇工业化、工业市场化的重要转型时期。城乡文化转型比以往任何时期来得更强劲、更迅猛、更震撼、更让人刻骨铭心!各种各样的城市现象令人目不暇接。比如,时装、广告、酒吧、咖啡屋、洗头城、钟点房、橱窗、霓虹灯、股票、期货、数字电视、网络、地铁、中介、六合彩、吸毒、酗酒、绑票、暴力等。布雷德伯里说:“城市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为文学提供了深刻的主题和观点:在文学中,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种隐喻”。我相信,在当今中国,城市写作这种新的文体将茁壮成长,几乎要覆盖原本占统治地位的乡土写作;因此,写城市的诗歌或借城市来言说的诗歌,已经成为当前新诗写作的主潮,并将在以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仍占鳌头。作为解决“三农”方略之一的城镇化大发展,乃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引起了城乡关系的微妙变化,如城里人与乡下人身份的暧昧与困惑等。因此,有的写作关注现代人自身与身份的分离,凄惶于“梦里不知身是客”,所以,找寻两者的内在同一,就成了它们的追求。比如朱零的系列短诗《赵挺五二三事》写的就是赵挺五在日常市民化生活里的身心分离。赵挺五日渐焦虑生命力的退化——头上早生白发、牙齿开始脱落、啤酒肚一天天大了起来,性功能也渐趋衰退等。他遭遇到性与政治的双重夹击,成为一个疲于应对生活的行尸走肉。这类诗歌是经验的、在世的。一位诗人说“是城市加速了我们生活的流亡性质”,即心灵的自我放逐。而有的写作迷恋于新一轮的启蒙与被启蒙即“后启蒙”——对五四启蒙里的关于“理性、自由和进步”、关于善恶二元对立模式的宏大叙事的“再启蒙”。它常常用性来启蒙政治,从而为传统的理想、个性、民主、自由解压,不让它们变成新的禁锢人类的东西,使人们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如安琪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从一开始的膜拜五四启蒙带来的西化式的个性自由(“杜拉斯”所寓指)到最后的否定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启蒙到再启蒙的心灵历程。以上这两大类写作,就是西方当代人文学者如伊格尔顿、韦勒克、布迪厄等人常常提到的“身体政治”的写作。这是当前城市写作里最突出的一类现象。叶匡政的“城市诗”写作呈现的是城市写作的另一番风貌。眼下,不少小资作家在写中产阶级的堕落和生活目标的虚无,因而整个汉语写作弥漫着冷漠、麻木和冰凉的气息。如果说,现代性是关于人类理性、自由和进步的宏大叙事的话,那么,这些写作就是“去中心化”和“向总体性开战”之类的后现代性了。当今学界有一种倾向,把这种后现代性称为“一种新的现代性”或如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我认为,这种将现代性泛化就是一种“现代迷误”(海德格尔语)。质言之,眼下的汉诗写作绝大部分是后现代性的。而叶匡政没有被这股强劲的时代浪潮裹挟而下,仍然标举他的“普世主义”精神,坚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写作“善恶对立寓言”(法侬语)的现代启蒙性质的诗篇,如《葡萄藤》、《益民街的槐树花》、《银河菜场》、《米饭谣》等。叶匡政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幸福感觉的诗人。而且,他觉得写现代性的东西要比写后现代性的东西困难得多。他与后现代写作是反向的。他的写作执著地指向现代性,在反对与赞美的变奏中,力求写写日常生活中幸福,写写生活里温暖的感觉和这种感觉中光亮的东西。在当下语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是需要勇气和睿智的。可贵的是,叶匡政把这种选择与艺术表达当作一种修炼。而修炼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改变我们惯常的生活和已经有些不灵的心灵。最后,像简政珍那样,我坚信:“对都市有着自省自觉兼有和语言对话能力的诗人将是诗坛的主流”。

概言之,21世纪新诗地理学以地域文化为根块,以诗人的出生地、游学地、工作地、流亡地为躯干,以城乡文化转型为命脉,构成了新世纪新诗创作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本文发表于《诗歌月刊》下半月2006年八月诗歌地理特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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