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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琪的博客

诗有神,万物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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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中间代的缘分》/吴投文  

2007-12-24 16:44:00|  分类: 中间代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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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中间代的缘分》

 

中间代诗人、批评家、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吴投文

 

[吴投文,男,1968年5月生,湖南郴州人。大学毕业后任乡村中学语文教师多年。200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获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沈从文研究,兼及当代诗歌批评,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五十余篇,出版有学术专著《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在海内外文学报刊发表诗歌两百余首和散文若干,出版有诗集《土地的家谱》(重庆出版社2003年)。]

 

 

2001年底安琪等人提出“中间代”这一命名时,我正在武汉大学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发愁。当时这对我是一件挺伤脑筋的事情,我一直在选题上举棋不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一个偷偷摸摸的诗歌写作者,我把信手涂鸦的东西锁在抽屉里,连自己都懒得看一下。热爱诗歌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诗人头上的光环今不如昔,谁还在乎一个人写诗呢?何况我的写作纯粹出于兴趣,这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因此,在这段很长的时间里,我虽然感到难言的寂寞,却并没有想到要与别人进行诗歌写作上的交流,也不大关注当下诗歌的发展状况,对当时“中间代”的命名及其引发的争议也就一无所知。我关心的是学位论文的选题,那到底是个饭碗问题,是要放在首位来考虑的。我整天扎在图书馆里查资料,想在故纸堆里找出一个题目来。我当时的打算是做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毕竟自己的兴趣在这方面,对中国现代诗人的作品读得还算不少,做起来应该要便捷一些,但后来做出来的却是一本《沈从文的生命诗学》。我现在想起这个事情,总难免有些恍惚,觉得没有对自己的内心作出交代。

我最初知道“中间代”的命名是在一位“中间代”诗人的家里,他的书柜里赫然摆着《中间代诗全集》上下两大卷。这样篇幅巨大的诗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翻阅全集中的诗人,绝大多数我都是陌生的,我只是直觉地感到这些诗人应该都是诗歌的忠诚坚守者。我当时甚感吃惊,这么大一部诗集,这么集中地收录众多诗人的作品,编选者没有对于诗歌的狂热劲头恐怕是弄不出来的,同时感到这部诗集具有难得的资料价值。我当时的想法仅此而已。那位诗人朋友在旁边为我介绍“中间代”的来龙去脉和这部诗集出版不无曲折的经过,我并没有特别地留心。我有个人的想法,就是认为诗歌写作是个人化的事业,大家用不着挤到一个圈子中来,那样热闹倒是热闹,却与诗歌本身无关。一个诗人如果是一个独行者,他会感到孤独,同时也会感受到孤独的深度。也许是由于事实的教训吧,我感到“朦胧诗”之后层出不穷的诗歌命名绝大多数是人为的操作和炒作,缺乏严谨的诗学内涵,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命名的随意性有时发展为对诗歌的一种恶搞行为,这对诗歌和诗人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这并不是我的过于谨慎和偏见,许多昙花一现的命名当初何其热闹,结果却是“尔曹身与名俱灭”,徒留几段诗坛的笑话。不过,“中间代”这一命名留给我最初的印象还是有些异样,摆在我面前的两厚卷全集是一个疑问,同时也是一个事实,很难让你保持沉默。即使是沉默吧,大概也会在心里怀着一份敬重。在这个不断制造财富神话的时代,干什么不好呢,非要弄出这么两厚卷诗歌来?我后来对“中间代”的阅读就是从这个疑问和事实开始的。

我所说的疑问是因为“中间代”被定位为“中坚代”,按照这一命名首倡者安琪的说法,“中间代”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这么斩钉截铁、不留余地的定位使我习惯性地在脑海中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果真如此吗?我所说的事实,并不仅仅是指“中间代”在当时已经初步形成的气候,和由安琪等人为“中间代”的出场所成功运作的一系列诗歌活动,主要是指“中间代”确实具有丰富的文本,而且在这一命名下集结的众多诗人,《中间代诗全集》的出版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我关注的事实却不是“丰富”、“众多”和“标志性事件”,而是在这些事实后面的深度和质量,以及诗人的原创性精神和沉潜的实力。后来由《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用专号形式推出的“中间代特大号”和“中间代诗人21家”使“中间代”的创作概貌进一步清晰地呈现出来,呈现在当代诗歌的视野中。这种呈现是恢复性的,使“中间代”还原为一个诗歌事实的真实状态,同时还原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对“中间代”阅读的逐步深入,原来留在我头脑中的疑问得以渐渐消除,我开始认同“中间代”这一命名,觉得这一命名不是浮躁和功利的产物,不是虚构的历史想象物,而是从充分的客观现实依据出发对当代诗歌谱系合乎理性的重构,从中不难发现命名者清醒的问题意识和推动当代诗学理论建构的使命感。

我对“中间代”的关注看起来是偶然的,却又似乎具有某种必然性,一方面诗歌研究算是我的职业领域,那时我已经从武汉回到湖南的一所大学中文系教书,对当下诗歌的现场有一点了解可以应付教学上的需要;另一方面,我是“中间代”的同龄人,与“中间代”中的绝大多数诗人有着大致相近的创作经历。与他们不同的是,我是一个“潜在”的诗歌写作者,我有我自己的标准和尺度,这使我在关注他们的创作时,习惯性地用不无挑剔的眼光来审视他们。如果一个诗人经得起这种挑剔和苛求,那他是幸运的,我作为一个读者也是幸运的。我理想中的诗人不是完美的,一个诗人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却是应该经得起挑剔的。严谨的挑剔是一种理性的过滤,留下来的诗和诗人才会与我达到真正的沟通。在我看来,对一首诗和一个诗人的回应,最有效和最理想的方式大概就是这种严谨的挑剔。这种挑剔不管是对诗人还是对读者本人都是一种挑战,有效的和理想的阅读就是在这种挑战中进行的,结果是读者和诗人的握手和拥抱。我向往这种理想的阅读状态,期待在阅读中和一个诗人握手和拥抱。我在阅读“中间代”的过程中,看见一个个模糊的面孔变得清晰起来,由陌生转为亲切,我觉得我与他们是有缘分的,却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挑剔和苛求。他们是真实的一群,是忠诚的一群,他们确实是属于诗歌的,是属于诗歌的“中坚代”。我还得承认,我在测量“中间代”创作的高度时,怀着某种复杂的情绪,在新诗至今九十年的历史视野中,这一代人的身影能够被定位在一个醒目的位置上吗?我期望洪波涌起的壮观诗潮在这一代人的创作中出现,却又感到时间流逝的迅疾如剑一样悬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在与时间的抗衡中能如愿获得进入历史殿堂的通行证吗?“中间代”诗人如今已是中年一代的诗人,我期望中年的成熟心智和内敛的生命深度能够给这一代诗人带来创作上的普遍成熟,造就在这个时代真正具有艺术原创性的优秀诗人。我可能是一个习惯上的悲观主义者,对中国新诗至今九十年的艺术成就似乎总怀着一份挥之不去的隐忧,却在隐忧中又包含着一份更深的期待。我相信中国新诗九十年所留下的历史遗憾,对后人来说却意味着超越历史的机遇和更大的创造空间。具体到“中间代”的创作,我怀着乐观的期待,我相信新诗的历史会在这里出现奇迹。

奇迹的出现总是需要足够的准备,奇迹从来不会光顾没有准备的人。“中间代”中的绝大多数诗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创作的,有的还要更早一些,他们的“诗歌学徒期”普遍较长,由于长期在“无名”状态下坚守诗歌写作的纯粹性,在他们的身上普遍有着纯正的艺术精神。他们的诗艺不是速成出来的,而是有着沉实的积累,“中间代”文本的丰富性和创作所达到的高度不仅是这一代人的“自我证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新诗的“自我证明”。在“朦胧诗”之后层出不穷的诗歌“圈地运动”中,“中间代”中的绝大多数诗人沉默地置身于局外,没有急于用心谋划去占据诗坛的一席之地,诗坛的喧嚣和纷乱离他们有些遥远。他们诚然也有自己的“圈”,但他们的“圈”却是狭小而孤立的。这是一种与外界基本隔绝的状态,同时是一种向内心充分敞开的状态。他们似乎是创作上的“单干主义者”,习惯于在较为封闭的自我空间或“小圈子”里进行创作,这使他们处于一种宁静的沉潜状态,不依傍于任何强势群体,不屈从于外界的强力诱惑。这需要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定力,一种以诗为本位和最高追求的艺术信仰。我相信,“中间代”就是这样形成的,“中间代”是自己形成的,是依靠自身的实力自然地和历史地形成的。就此而言,这一代人后来汇聚在“中间代”的命名下,实际上“是被历史指定的”(老巢语)。

作为“中间代”概念的首倡者,安琪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中间代”诗人的集结,她把散居在全国各地的“中间代”诗人集结到一个共同的命名下,努力挖掘这一代人创作的异质混成特色,试图重构中国当代诗歌谱系的真实图景,在她的“野心”中其实包含着一代人的梦想。我想这不仅是她一个人的事业,而且是这一代人的事业。我觉得她的努力和构想正在成为现实,这一代人的创作终究是无法遮蔽的,“中间代”作为一个诗歌事实,终究会在中国当代诗歌谱系中“还原”到自身的位置上。我没有见过安琪其人,我对她的印象全部来之于她为“中间代”所作的无私奉献,同时来之于对其作品的阅读和由各类诗歌信息综合而成的想象。有这样一个敢于担当的诗人怀着赤诚和热烈为“中间代”的出场摇旗呐喊,我想这是“中间代”能够整体浮出水面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吧。按照安琪的说法,“中间代概念的出笼,对恢复一代人的诗歌真相和诗写尊严,具有不容忽视的诗歌史意义。”文学史情结几乎是每一个作家的内心隐秘,看来“中间代”也不例外。我倒是觉得对“中间代”来说,获得进入文学史的通行证还不是当务之急,文学史的通行证说到底是由时间来颁发的,人为的意志不能改变时间的公正性。“中间代”目前的要务恐怕还是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和创作实力的整体提升,这自然非一日之功,而是任重道远,我想这是“中间代”面临的严重挑战,同时也是“中间代”自我更新和“重新出发”的生长点。

我最初的诗歌“练习”是和“中间代”中的绝大多数诗人同时起步的,只是我一直停留在起步和“练习”阶段而已,我想这是我密切关注“中间代”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得承认“中间代”这一命名对我是有吸引力的,这是一个具有归属感和包容性的命名。我在漫长的写作中感到孤独,这种漫长似乎主要不是时间上的,而是心境和感觉上的。我还意识到写作中的孤独有时候是一种深度,有时候也是一种伤害,这要我们自己去选择和调节。孤独这把利刃是多么锋利,有时在我们的心上刀刀见血,我们没法逃避,却可以使我们和另一个孤独的人声息相通,使我们在诗歌中相遇和拥抱。“中间代”诗人在艺术观念和风格形态上的个体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集结到一个共同的命名下,我想他们一定有着共同的困惑和相互认同的需要。对我来说,这种孤独的个体的困惑始终盘桓在内心最黑暗的一角,我得设法找一个出口来透透气,同时看看外面的风景。我其实是在深心里渴望一种忠诚的认同,那么“我”在哪里?我对“我”的自我确定是没有方向感的,我没有自信的勇气,也不愿意盲目乐观和随波逐流,这使我又一次陷入忧郁的困惑之中。我想我需要一个与我的内心相通的精神背景,需要将孤独的个体的困惑转化为对生命存在的诗性叩问,这恰恰是“中间代”可以为我提供的。我就是这样与“中间代”相互走近的。这样说来,我和“中间代”真是有缘的。“中间代”不是一个圈子,没有围墙和栅栏,却也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器皿和一场来者不拒的盛宴。我相信“中间代”的选择是诗歌的选择,同时也是时间的选择。我也是一个“中间代”,这是我乐于承认并且引为自得的。

 

                                 2007年12月16日湘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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