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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琪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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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值得尊敬的诗歌存在/王士强  

2007-11-20 18:15:00|  分类: 安琪收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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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值得尊敬的诗歌存在》

——关于《诗歌月刊·下半月》的随感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王士强

 

【王士强,男,1979年生,山东临沂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曾在《南方文坛》、《名作欣赏》、《山东文学》、《山西师大学报》、《江汉大学学报》等处发表评论文章,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很显然这是一个容易被人误解或者引人非议的题目,我之所以仍然使用这样一个带有较强“倾向性”的标题,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对于当前良好诗歌生态的构建而言,诸如《诗歌月刊·下半月》这样的存在不是多而是太少了,它的立场、姿态、尺度,以及它所做出的实绩,都是值得提倡和赞赏的。如果在当今的诗歌界有更多的像《诗歌月刊·下半月》这样的诗歌力量,那么我们时代的诗歌状况只能是更好而不会更差,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我对之怀有敬意的根本原因。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不打算把这篇文章写成正经八百、面面俱到的所谓“论文”,事实上我所能看到的这份刊物并不齐全,而且即使能看到的我也还并没有把所有内容全部读完,因而,我只能粗略地谈一些自己的印象与观感,它难免不“客观”、不“全面”、不“深刻”,但是它会很真实,内心的真实。而真实,是无论怎么都不能说并不重要的。

说到《诗歌月刊·下半月》不能不说“中间代”诗歌,两者关系之紧密甚至已经具有了某种“互文性”。坦白的说,我一开始对“中间代”这个诗歌概念是不太以为然的,因为我觉得把“60年代出生”与“未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这样两个条件嫁接到一起并没有太多必然性,甚至这两个前提条件本身能否成立都是可以讨论的,如此形成的一个集群具有多少说服力恐怕是很值得怀疑的。但现在我的想法已经有了改变,我们看到某种意义上上述的缺点又成了它得天独厚的优点,使其本身便具有了丰富的可能性。或许可以说,“中间代”更多只是一个“筐”,它并非某一种特定的水果,但却可以用来装许多种不同的水果。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用来说事的“由头”,既不要求整齐划一,也并不党同伐异,其本身便是一个松散、丰富、异质、多元的存在,是一个充分尊重和保持了内部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复杂系统。仅仅从诗歌流派的角度来理解“中间代”似乎是有局限的,它更像是一个包含着多个流派或反流派的“超流派”。而且,现在看来,“中间代”的意义更在于,它推出了一大批被诗歌潮流和运动所遗忘、忽视的诗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19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固然推出了许多优秀的诗人诗作,但不可否认它也是有着先天不足的,这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观念大于作品、事件大于文本,它虽然以“异端”的姿态占领了当时的制高点,但是大多后劲不足,不久便现出疲态、难以为继。但是“第三代”诗歌运动却成就了其自身的“霸权”,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诗人,很长时间里享用着革命胜利的果实,并且对更大量的、更为沉潜、个人化的诗人造成了事实上的遮蔽和压抑。因而,“中间代”诗歌概念的出世便具有了其必要性甚至必然性:它实际上是在以“运动”的方式“反运动”,或者更直接地说,它是在以集团运动的方式反抗此前的诗歌运动对他们这些人所造成的遗忘和伤害,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让我描述“中间代”诗歌的特点的话,我认为可以用八个字进行概括:消泯群体、凸显个人。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看“中间代”是一个群体,但是实际上它是许多个个体,这些个体才是它真正的内容。“中间代”能否真正立得起来、站得住脚,实际上最主要是看它有没有足够多的优秀诗人和作品,看它诗歌的思想、艺术的质量与水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对之保持充分的乐观,从其“中间代特大号”(2006年10/11期合刊)和“中间代诗人21家”(2007年5/6期合刊)来看,一定程度上偌多诗人的确已经构成了当今诗歌界的“中坚”力量,我想这是“中间代”真正的生命力和生长性之所在。它以大量的篇幅推介了许多优秀诗人,这本身是善莫大焉的事情,对于诗人、诗作的影响而言,对于当代诗歌的发展而言都是大有助益的。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安琪所提出的“中间代”诗歌概念,这其实也是它自身“合法性”逐渐生长和确立的过程,我相信这一点在以后的时间中会得到更为清晰的呈现。如果把“中间代”看作一种“造反”的话,可以说它是“造反有理”的;如果把它看作是一种“革命”,那么应该说这种“革命”已经取得成功。当然同时应该看到,这种成功并非一个“终点”,也不是可以放弃努力的理由,它实际上更是一个起点,是一个更为困难的起点,因为真正的问题往往是发生在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天”。

《诗歌月刊·下半月》“官刊民办”的办刊方式也是非常独特,值得分析的:一方面,它具有官方刊物的“合法外衣”,具有体制内的“通行证”,这使得它发行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档次”似乎也更高些;另一方面,它的资金来源、运作理念、编辑方式,包括传播发行,却仍是“民间”的,和大多公开刊物的层层审稿、把关制度大不相同,它更为灵活,较少约束,从而有着更多的“个性”。在当今诗歌传播的版图中,网络媒介在近年异军突起,已经成为诗歌传播重要的媒介,在纸质媒介中,官方刊物与诗歌民刊一直是处于既对立又互补、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中,三者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其界限有趋于淡化和模糊的趋势,这可以被看作是诗歌领域内的一种“民主化”运动,对于诗歌发展是有利的。一般而言,官方刊物在格调、趣味等方面被认为过于“平均化”、偏于保守和平庸,但是其发行范围和影响力又较民刊为大,诗歌民刊虽然更为灵活自由,其创造性上较少掣肘、更为前卫,但往往不可能在较大的范围内得到流通、传播,制约了其实际影响。《诗歌月刊·下半月》这种办刊方式一定程度上打通了官方刊物与民间刊物之间的壁垒,各取其长而避其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利用“官方”的平台在做着“民间”的事,它也为如何寻求官方刊物与民间刊物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从而整合诗歌资源、建立更好的诗歌秩序开创了一种新的可能。

关于诗歌中的“民间”与“知识分子”问题,我一直想说的一句话是:实际上正是民间的诗人在做着知识分子的事情,而那些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人,却往往由于与体制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属性和品格,成为了体制的“弄臣”或“知识官僚”。这里所说的“民间”与“知识分子”和若干年前的“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并不相同,虽然两者不无联系,这里的“民间”主要是与“体制”相对立的,因为毫无疑问体制一直是在努力收编和控制民间的,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和紧张关系。应该看到,当今社会体制化、制度性的存在已经将权力关系渗透得无处不在,它蚕食着个人的独立性和心智自由,体制系统内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面对公共问题的能力和自由发声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而是处于民间的诗人们更具有知识分子的特性,他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绕开体制控制、摆脱精神监控,更为自由地发出声音,从而更具有思想的穿透力、活力和现实的及物性,这样它不但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与“知识分子”是对立的反而甚至是切近、同一的,这种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就《诗歌月刊·下半月》2007年3/4期合刊的“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专号”来说,这一活动是这份刊物本年度的一大亮点,非常出色,非常精彩,而且我要说的是,它本身便可被视为主办者知识分子性的体现。这是一次既没有“主旋律”要求、长官意志,也没有暗箱操作、人事纠葛等因素羼杂缠绕的评奖,体现的是独立自主的艺术品格,代表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因而它所评选出的张清华、张桃洲等的十人也的确是实至名归,具有相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这从该奖评选出来后广受好评即可看出。很难想像,如果是由官方的“XX文学奖”来进行这样的一次评选,那么如今的这十位批评家还能够有几位榜上有名,而另外的面孔又会是怎样的形容?这倒并不是说官方机构做的事情就一定存在问题,而实在是官方评奖每每让人失望以及太多的“规则”和“潜规则”已经很难让人对之产生信任。可以说,这次“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的评选也是诗歌“民间”的一次登场,既是坚持艺术品格和知识分子精神的诗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也是诗歌界民间力量绕开体制、自行言说、寻求自我认同的一次突围与展示。这里的“民间”与“知识分子”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认为这是这次评奖活动的深层意义所在,它所具有的意义将可以在日后得到彰显。

关于诗歌与金钱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但恐怕也是一个永远也难以真正说清楚的问题,有关《诗歌月刊·下半月》我们也可以在此有所探究。诗歌本身似乎是与金钱判若云泥、毫不搭界的,但是在当今商业社会、消费法则的笼罩下,诗歌又是不可能与金钱脱离干系的,谁都知道,生存竞争是残酷激烈的,没有钱是无法生存的,遑论其他。诗人更是如此,某种意义上选择做一名诗人便是选择了贫穷和寂寞,选择了做人群之外的“少数人”。毫无疑问,当今的许多诗人便是在物质条件极端窘困的情况下坚守着精神高地,进行着卓越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出资来为诗歌做事,这本身当然是值得赞赏的。从经济利益来说,很显然投资于诗歌会是一桩折本的买卖,是“稳赔不赚”的,不可能有实际利益的回报。对此的解释,只能说是对于诗歌的热爱,是诗人情怀或者诗歌情结使然。在这里,金钱不但不是“万恶之源”,反而是不可或缺、大有裨益的,它实际上是为诗歌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然而,当今的诗歌界一些人似乎有着某种“仇富”心理,对投资于诗歌事业的人总是指指点点、挑三拣四,而且往往落入道德化的攻击和谩骂,这实际上是大可不必的。金钱本身并没有“原罪”,对于诗歌也是如此,那些投资于诗歌事业的人是在做着于诗歌有益的事,应该得到更多些的理解和尊重。于当今的诗歌发展而言,如果有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进入其中,那我们时代的诗歌将会更有活力、更有创造力、更为繁荣,而不是相反。

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这本刊物的所有做法,对其某些观点我也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的正面评价。我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是:它是在做着诗歌的事情,它是在为诗歌做事情。这也许是一个很基本的“底线”,也是一个“常识”,但当今诗界有些人其实就是在突破“底线”和“常识”做事,比如闹得沸沸扬扬的“诗人裸体朗诵”、“论斤卖诗”等的事件,这实际上只是假借了诗歌之名,进行的却是与诗歌毫不相关的事情,它败坏了诗歌的名声、践踏了诗歌的荣誉,对诗歌是有害而无益的。我想,诗人是因诗歌文本的成就而得以成立的,也是应该以诗歌独特的方式来说话的,如果诗人对诗歌没有了尊重与敬畏,诗歌仅仅成了个人沽名钓誉、窃取名利的手段,如果诗人只能以哗众取宠、制造噱头为能事,那无疑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的,既是对“诗人”这一称号的玷污,同时也是自毁形象。两相比照,我们就能看到《诗歌月刊·下半月》是在做着诗歌的事情,它所推出的许多专题活动,它所推介的大批诗人及作品,所有这些无不是以诗歌为本位、为中心的,它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艺术原则和品格。虽然在具体的尺度把握上,它可能的确不是没有问题,但这是第二义的、从属性的问题。比如在网络上引起了争议的“中国新诗90年90家”(2007年9/10期合刊),很显然,类似的选题只能是见仁见智的,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也不可能钉是钉铆是铆,任何人、以任何的方式来进行编选都是不可能没有异议的,有不同的声音恰恰是正常的。实际上任何一种编选都只是一家之言,区别只是在于是否具有应有的艺术视野和品位,是否能坚持纯正的艺术标准,是否能尽可能地避免人情人事的干扰和个人的偏好,就此而言,我认为这一期的编选虽然也有问题,但是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它的标准并不离谱,它的尺度把握得大致不差,不必过于苛求。

应该看到,这是一些把诗歌当作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的诗人,这是一些真正在为诗歌做事的诗人。他们放弃了许多,他们本来可以选择另外的生活方式,但他们终于还是选择了诗歌,选择了艰难和承担。执行主编老巢如此述说自己的心迹,“然而我花几十万办了两年诗歌刊物,就有些离谱了。我不是有钱人,漂在北京,至今还租房子住。也许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但我毕竟快坚持两年了。这中间有乐,但更多是苦。”他说,“就算一厢情愿,我也要站在诗歌立场上把自己当回事。”(老巢:《这之后依旧是春暖花开》,《诗歌月刊·下半月》2007年9/10期合刊之“序言”)的确,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关于这本刊物其中的甘苦,也只有他们编辑部几个人才是能够深得其味的,对于这样的不无艰难的诗歌选择,无疑是应该得到更多人的尊重和认同的。因而,最后我觉得应该说的是,《诗歌月刊·下半月》这样的诗歌存在是值得尊敬的,它为诗歌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有价值的事情,而且,我们有必要对之怀有更进一步的、更美好的希冀和期待。

我想起了里尔克震憾人心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2007年11月17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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